二十四节气，是《淮南子》这部政治哲学中的瑰丽篇章。二十四节气的伟大哲学意义，就在于它一方面向世人展示了中华科技文明的灿烂悠久，另一方面又向世人昭示出中国东方哲学的独特魅力，这就是：它从深刻的社会实践中来，又回到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去。是中国古代先民先贤和先哲们，通过深刻的社会实践而对自然规律进行理论总结的伟大尝试。是一个经过深刻社会实践的淬炼，形成的理论升华，然后又回到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去接受检验，指导实践的科技哲学不断探索的光辉历程，是中国古代“经世致用”哲学对世界哲学史的重大贡献！

泱泱中华自古是农耕民族。原始社会，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漫长岁月，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依附于自然，面对自然万象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各种威胁，只有敬天畏地拜鬼神。仰望宇宙星空，盼望风调雨顺；祈望自然赐福，渴望五谷丰登。但我国古代先民先贤和先哲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一方面敬畏自然，崇尚自然，但另一方面决不盲目地屈服于自然。面对大自然的恶劣环境，展现出对生存意义的强烈信念和对生命价值的誓死捍卫，使得我国古代一辈又一辈的先民先贤和先哲们在劳动生活的实践中，不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以聪明才智去亲近自然，认识自然；以科技成果去掌握自然，利用自然。这就是我国古代先民先贤和先哲们以“制天命而用之”的英雄气概，从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探索之路。辩证而又唯物，漫长而又艰辛。

《淮南子》集历代哲学家思想之精华，以朴素辩证法自然观的视角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崇尚“天人合一”、追求“天人和谐”。特别强调人类固然是大自然的骄子，但人类必须顺天意、遵时序、以时禁发，在自然的规律之下，生存繁衍和发展。人类不能违逆自然规律，但可以利用自然规律。人在自然面前不是无所适从，而是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中的积极作用。

翻开浩瀚的中国古代科技史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周代时，天文学界的先哲们就已经从劳动和生活实践中，总结和掌握了用土圭测量日影的方法，来测定夏至、冬至、春分和秋分等四个节气。《尚书·虞书·尧典》中记载:“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中，指春分。日永，指夏至。宵中，指秋分。日短，指冬至。说的就是春夏秋冬的划分。社会实践的脚步走到战国后期，《吕氏春秋》记载的“十二月纪”中，就有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八个节气名称。这八个节气标示出季节的转换，清楚地划分出一年的四季。这是古代科技进步之声，也是哲学理论发展之音。到了秦代，秦朝暴政，民不聊生；焚书坑儒，科技不彰。大汉立国，结束战乱；“文景之治”，天下安定；经贸兴旺，文化繁荣；学术发展，科技进步。当此时，二十四节气的研究，春风化雨逢盛世，硕果飘香享太平。最终在2100多年前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子·天文训》中得以完整问世，并流传至今。

淮南大地，区域优越；承东启西，南北对流；地处中国南北气候的分水岭。东西文明在此碰撞，南北文化在此交汇，是诞生二十四节气的肥沃土壤。二十四节气的问世，是我国古代天文、气候和农业生产实践最成功的结合；是古代科技的结晶，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理论的历史体验。

《淮南子》站在那个时代的科学之巅，集古代科技思想之大成，它对人类科技文明发展的历史巨献，就在于它把科技成就与其哲学思想完美结合，第一次从朴素辩证法宇宙观和自然观的角度，科学、完整地研究出二十四节气，集中概括了我国古代天文地理，季节交替、时令顺序、农业气象和物候变化，并把它纳入自己政治哲学思想体系的自然整体论之中，实现了承先启后，理论创新的历史性跨越。二十四节气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先民先贤和先哲们利用自然规律，造福于人类的伟大智慧和科技创举。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既成就了《淮南子》政治哲学的“经世致用”，又登临了中国古代科技农学发展史的新高峰，成为世界文明历史星空中一颗熠熠生辉的科技之星，光耀古今。

《淮南子·天文训》中，这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光辉一页，从西汉以降，受到历朝历代的高度重视、推崇和沿用，指导农业生产不违农时，按节气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中华农耕民族，赖此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人勤春早，物阜年丰。

二十四节气，中国古代“制天命而用之”的科技哲学典范，2016年11月30日荣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代表性符号，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与认可，让世人钦慕和仰望。今天，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固然日新月异，但并没有湮灭二十四节气对农时、农事的科学指导作用。二十四节气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它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它的光辉历程，非常鲜明地诠释着“实践出真知”的伟大哲学意义。（张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