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夏季，沿淮一带暴雨成灾，淮河、东淝河、寿西湖汇流为一，恣意汪洋，无处宣泄。寿州城宛若孤岛，城外白浪滔天，禾苗尽没，墙屋倾圮；城内百姓一夕数惊，终日惶惶。最终，洪水在低洼薄弱的城墙西北角撕开一个缺口，咆哮入城，一时之间三千百姓葬身水底，官廨民庐荡然无存。州人称之为“丙寅之厄”，载于史册、碑刻之中。

然而，这是六百年来洪水最后一次入城。

据文献记载，明朝时寿州城遭遇大洪水12次，其中“决城”3次，分别为永乐七年（1409年）、正统二年（1437年）、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清朝时，遭遇大洪水20次，其中顺治六年（1649年）最为危急，“大水围城，不及垛口尺许”，而城池终得保全。民国时，遭遇大洪水2次，1931年夏季阴雨连绵，淮淝暴涨，在北门城墙上可伸手洗衣，此次为天灾；1938年夏，国民党政府决堤花园口，黄河灌向东南，淮淝成灾，此次为人祸。新中国建立后，古城先后经历1954年、1963年、1975年、1982年、1991年、2003年、2005年、2007年及今年（2020年）九次大洪水，依然傲立于淮水之南，堪称华夏奇迹。

自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算起，至今已有六百五十余年，前二百年是洪水肆虐期，屡屡破城、坏城；后四百五十年是古城决胜期，虽屡经磨难而城池无恙。那么，转败为胜的秘诀是什么呢？

以明清两代考之，不外乎以下三条：

首先是加固城墙。南宋嘉定年间重筑城墙，一改昔日纯用夯土的城墙形制，外壁用砖石混砌，内坡用夯土培实，从而奠定了古城抗洪的坚实基础。州志记载，每次大水之后官府都会对城墙及时修筑，其中明代15次、清代14次。城墙如铜墙铁壁一般，遂有美名为“铁打的寿州城”。

其次是修建石制泊岸。嘉靖十七年(1538年)，御史杨瞻因“护城土岸尽没于水”，洪水啃噬城墙根部，遂就原址“通砌以石”，创建护城石岸，惜未合围。其后屡经增修补筑，泊岸渐臻完整，咸丰状元孙家鼐赞之曰“若生铁之镕铸也”。通观史志记载，可知石制泊岸修建后，城墙被洪水毁坏程度得到大幅度的减轻。

再次是创修月坝。城内原有涵洞三处，平时“洩市圃中潴水”，每遇洪水则“坚闭之，以防外水浸灌”，后仅存西北、东北两处。但由于管理不善，洪水倒灌之事时有发生。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知州刘焕重修涵洞，并在其上修筑满月形的砖砌护堤，与城墙等高，名为“月坝”。坝如连通器，内置木质活塞，若城内积水高于城外，可由此排出，若遇洪水，木质活塞受外水冲击即可堵死涵洞内口，以解倒灌之虞。

新中国成立后，历届政府高度重视古城防洪，不仅加固加高城墙、维修泊岸及云梯，而且在古城外围修建堤坝，以求做到未雨绸缪。1991年遭遇特大洪水后，将原东津、九里、陡涧三圩连成一体，名为“九里联圩”，成为保护古城和近郊的重要屏障；自2002年开工建设的新城区防洪圈堤已经竣工，使得新老城区的防洪标准进一步提高。九里联圩与新城区防洪圈堤恰如同两只臂膀，将古城和新城区紧紧地搂在怀中，不容洪水侵犯。

城墙、石制泊岸、月坝的“三位一体”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九里联圩、新城区防洪圈堤的“御敌于外”是今人建设的硕果，而军民团结一致奋起抗洪更是古城的“屠龙宝刀”。面对强敌，六百年来从技不如人到全面碾压，寿州城笑得从容淡定。(李家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