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底刚到淮南工作时，仿佛是来到一片文化的“沙漠”，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怎么说呢？因为上学时语文成绩一直不错，“文革”期间下放生产建设兵团以后竟然也派上用场，除了办连队的墙报并为团部广播站写稿之外，安徽生产建设兵团还有个《兵团战士报》，经常给报纸写稿，也发表了一些文章，那时虽然没有稿费，但以赠书代替，竟也“挣”了不少书。来到淮南，听说淮南原本有《淮南日报》，后来因“文革”动乱奉命休刊，没有了地方党报，颇有些失落之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停刊8年之久的《淮南日报》于1980年上半年复刊，试刊期间的报名为《淮南报》。《淮南报》试刊9期，已经出刊第3期时我才得知这个讯息，当时我正在淮南轴承厂工作，听说消息时，轴承厂正在组织全厂安全生产大检查，于是我匆匆写了一篇《淮南轴承厂组织安全生产大检查》的消息，大约三页稿纸，七百多字，经厂党委宣传部审查后，盖上公章就骑车送到报社，找到当时的编辑程新国，结果被第五期试刊《淮南报》第二版采用。因为有几年没写东西了，笔力生疏，大概是报社为了鼓励我，在标题下实际采用文字只有一百多字，只有半块豆腐大的位置。但是对我来我，无疑却是巨大的鼓励。不久报社给我寄来一张样报和二元稿费，这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笔稿费，虽然数量不大，但相对于当时的35元月薪，比例达到5.7%。也就从这开始，《淮南日报》使我逐渐“富”了起来。

《淮南日报》复刊不久，淮南电视台也建立起来，这样基层通讯员写的新闻稿就有了三个使用平台，即《淮南报》（后来的《淮南日报》），淮南（有线）广播站（后来的淮南人民广播电台），淮南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的口播新闻。基层通讯员采写的重要新闻经常可以一稿三投，三家新闻单位每月都能及时发放稿酬。轴承厂是拥有1400多名职工的大厂，一个月采写三五篇新闻稿件不成问题，于是正常情况下每个月从三家新闻单位领取的稿酬一般都在十元以上，最多时甚至接近工资水平。本来我们家庭双方都很拮据，结婚时的“三转一响”标配只有各自的手表和公家配备的一辆自行车，自从《淮南日报》复刊以后，家里缝纫机和收音机很快就被补齐，而且收音机还是当时最高档而且最难买的红灯牌。1982年，安徽生产的黄山牌电视机甫一上市，我们家就购买一台，待厂里同事们纷纷购进电视机后，我又以轴承厂超过90%的职工家庭拥有电视机为题写了一篇新闻，结果从报社又“赚”到一笔。

写的时间长了，笔力也越来越老到，投稿命中率也越来越高，后来竟然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工人报》《安徽日报》《文汇报》都曾有稿件被采用。记得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标题是《从“跑龙套”到“唱主角”》的新闻，当时“文革”影响犹存，工厂里一直实行工人、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三结合的科研体制，知识分子科研创新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轴承厂领导让知识分子从三结合的体制中跳出来独挑大梁，结果在新厂品研发和技术革新等方面都出了不少成果。因为这是轴承厂的新闻第一次在中央级新闻媒体中报道，厂党委高度重视，竟然在全厂张榜，给我荣记二等功，晋升一级工资。按照当时政策是按40%的比例晋级，因为上次我已经入列于40%之中，所以再晋一级对我来说也颇感意外。

与《淮南日报》结缘，让我不仅经济上“富”了，而且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从此又钻到了故纸堆中，陆陆续续也出了些成果，近期还会有成果在国字号的出版社出版。与《淮南日报》结缘，乃我人生中的“大幸”！(周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