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为南朝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所撰，他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鉴赏之道及写作规律。

《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自序五个部分。总论五篇，是全书纲领，为指导写作的“枢纽”。文体论20篇，分论各体文章的写作，“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创作论19篇，也称为写作方法泛论，讨论创作过程、个性风格、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批评论5篇，见解卓越，为全书最精彩部分，皆“言为文之用心”。最后一篇《序志》则说明著者的写作意图和远大愿景。

《文心雕龙》对于文章风格和风骨的研讨与论述，可谓精彩绝伦、影响深远。在《体性》篇中，刘勰认为形成作家风格的根源，与先天的性情、气质和后天的学养、习染有极大关系，并将各类文章分为“八体四组”——典雅和新奇、远奥和显附、精约和繁缛、壮丽和轻靡，四组风格分别为相反、相异、相违、相别，但又互相联系——“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刘勰还指出，西汉贾谊才智俊杰、性格豪迈，所以文辞简洁而风格清新；司马相如性格狂放，所以文理夸张而文辞丰富；扬雄性格沉静，所以作品内容含蓄而意味深长；刘向性格坦率，所以文章中志趣明朗而引事广博；东汉班固性格雅正温和，所以论断精密而文思细致；张衡博学通达，所以考虑周全而辞采细密；王粲性急气锐，所以作品锋芒毕露而才识果断；刘桢性格褊急刚正，所以言辞雄壮而令人惊骇；三国时期阮籍性格洒脱不羁，所以作品超逸而音调悠远；嵇康英俊豪爽，所以作品情趣充沛而辞采犀利；西晋潘岳性格轻率而敏捷，所以辞锋锐利而音节流畅；陆机性格庄重，所以文章内容繁富而文辞含蓄。由此可鉴，一个人“内在的性格与表达于外的文章是一致的”，在掌握体察自己先天禀赋、性情气质的同时，也要锤炼“脱俗风骨”，养成“凌云之气”。

关于文学批评的阐释，书中亦有颇多精辟见解。比如，批评家不应“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否则就会出现“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现象。又如，批评家要“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才能“晓声”“识器”。刘勰还提出“六观”之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炼字铸辞是否确切到位；三观通变，看其是否有情志的继承与变易；四观奇正，看其辞采官商是否雅正与奇诡；五观事义，看其题材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律气韵是否完美。在当时，这是观察文章优劣最为全面和公允的品评标准，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另外，他也提出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六义”审美宗旨，不仅是贯穿全书的主线和方法论，也是指导作家锤炼写作能力的六条标准，宛如泰山之云气、黄河之激流，润泽千里，涤荡灵魂。

以古为师，继往开来。文学创作既要继承传统，又要不断创新，才能从“高原”走向“高峰”，才能将“自我经验”熔铸为经典之作。刘勰以扬雄的“因革论”提出“通变”思想，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作家“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通晓“故实”，创作才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可见，创作“意新”“辞奇”之文，皆不离“通变”，不然“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因此，只有将“通变”与“因革”融合，文学创作才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朱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