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时代，买什么都得有票，这是那个年代所独有的现象，已深深地烙在国人的心中。比如买白糖要有糖票，买布匹要有布票，买自行车要有车票，买米买面买粉需要的是粮票。

那时我家什么都不怕缺，唯独就怕缺粮票。没有糖票不要紧，只是少吃或尽量不吃白糖罢了，况且吃多了糖也不好，会噬牙，母亲常常这样告诫贪吃的孩子，以防偷吃玻璃罐里的白糖，那可是粒粒珍珠啊。少了布票也没关系，买来仅有的布匹做成衣服，可以老大传老二，老二传老三，依此下去，演化成了花花绿绿的补丁服，亦无伤大雅。没有车票更不在话下，人脚生出来是干嘛的？天生就是走路的。但没有粮票就不行，队上的一点口粮是满足不了众多的大嘴、深似海的喉咙、容易消化的胃囊、以及强烈蠕动的肠肚。“民以食为天”，没有饭吃，那是要饿死人的,这才是大事。

然而家里也有不缺粮票的时候。随着大哥二姐相继参加了工作，他们每月总是尽量节省下来把没用完的粮票暗暗交给理财的母亲。母亲便小心翼翼用手帕包好，藏到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就这样日积月累,等到下半年粮短之时，便可派上大作用。可正是这些不断叠加的粮票，却给我家带来了一个不小的噩运。

有一天，母亲在五斗橱里翻找什么，突然发现珍藏的粮票不翼而飞。这一下非同小可，犹如晴天霹雳，炸响在我们耳中，全家尤其是年幼的我们无比颤颤惊惊。母亲更是呼天号地悲痛万分：“这是谁做的好事？谁做的好事？全是我造的孽呀！”伤心欲绝的她几次头要往墙上撞，都被父亲有力的大手抱回。我们在一旁惊慌失措，也不懂得怎样安慰母亲，只是萎缩在墙角边替母亲焦急担心，为粮票伤心难过，对窃贼咬牙切齿。

从发现失窃的那一刻起，母亲整整哭了一天一夜，饿了一天一夜，精疲力尽，嗓子也变得呜呜咽咽了。正值六月的天，泪如雨下加上汗如雨下，致使母亲的衣衫上下湿透。父亲也只是在默默地干着自己的活，没有劝慰过母亲一句，不知是在抱怨母亲没有保管好，还是无奈于自己的言拙。

黑黑的五斗橱立在东厢房（这是双亲睡觉的地方）的东边，五斗橱是全家放衣服也是放重要物件的场所。平时母亲总是一把锁锁着。可是某天某个时刻房门忘了锁，橱子也忘了锁，可恶的贼也就乘虚而入了，终究我家还是缺了粮票。

黑色的五斗橱像黑色的幽灵，紧紧压在我的胸口多年不散。那时年幼的我就暗暗下定决心：等我长大了，我要为家里挣好多好多的粮票。

这个愿望多年后被我实现了。读师范学校的三年里，我就为家里挣了许多的粮票。那时师范生读书国家补贴，每月发给30斤饭票15元菜票。暑假两个月不需在学校里食宿，学校发给每人60斤粮票。三个暑假共发了180斤，母亲笑意盈盈地说：“哎哟，我的小儿也会赚粮票了。”我总是埋着头一撇嘴不好意思地走开了，心里却是乐开了花。

老艺术家黄苗子先生曾经讲过黄永玉的故事：一次，黄永玉到粮店买挂面，他不知道一斤挂面要多少票。就把家里的粮票全部放在柜台上让营业员挑，营业员挑了半天，摇着头说，你这粮票全是去年的，作废了。这件事只是说明艺术家的痴与生活上的低能。而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在粮食紧缺的年代，是不会有过期的粮票。

粮票总让人想起先前的往事，那是那个时代独有的印记，给人一些无法言说的情感。（朱小毛）

（本网编辑　汤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