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士传

    鲍汝泉，男，寿县人，生于1918年。其父鲍传章早年参加辛亥革命遇害牺牲，父亲的牺牲在鲍汝泉的心里深深地埋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

    当“七·七”事变的枪声震醒沉睡的寿县古城时，鲍汝泉和全国的青年一样热血沸腾、同仇敌忾，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寿县城的百姓每天忙着接待从东北、北京、天津逃难回乡的亲人。国内大中学校都无法上课，中国之大,没有一张安定的课桌。鲍汝泉在合肥庐州中学读书，学校停课，只好回寿县家中。他立志要为抗日救亡做出贡献。

    鲍汝泉回寿县后，就主动和从东北跑回寿县的进步青年顾化民联系，组织进步青年，成立抗敌协会，宣传抗日救国。经多方努力，协会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正式成立。协会设在准提庵大殿内，牌子上写着“抗敌协会安徽支会寿县抗敌协会”，鲍汝泉、顾化民、吴自强任委员。协会白天组织上百人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活动，后又分几个分队走上街头进行抗日宣传演讲。协会组织不断壮大，协会分几路到寿县石集、保义集、众兴集等地以集镇为中心，成立青年抗敌协会支队，宣传抗日救国。

    鲍汝泉组织的抗敌协会，同中共地下党朱伴仙有了联系，随后又与河东乡地下党寿县的杨刚、郑抱真取得联系。朱伴仙教他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抗战歌曲。正当抗敌队伍一天天发展壮大之时，国民党特务分子欲对抗敌组织下毒手。为了加强抗敌协会的领导，地下党派4位同志赴寿县开展工作，均被国民党调查室中统特务暗杀。鲍汝泉组织的抗敌协会既要宣传抗日，又要同国民党特务斗争。形势严峻，随时都有被暗杀的可能。根据地下党的指示，要进一步发动群众联合抗日，要争取合法的斗争权利。协会利用县纪念“五.四”、“五.卅”、“九.一八”、“孙中山逝世周年”、“双十节”等纪念活动进入现场，白天开展活动，散发传单，夜间上街张贴传单，揭露打击敌特势力。国民党敌特分子十分恼怒，出动大批特务进行恐怖活动。白天盯梢、夜间捕人、暗杀，抗敌协会受到极大的打击,工作进展十分艰难。

    此时，地下党朱伴仙与中共东北局联系，东北局委派驻皖东藕塘村的新四军选派18人到寿县指导工作。当18位同志刚到寿县，就被叛徒出卖。18位新四军全部被敌特反动分子活埋。敌特分子还要对抗敌协会下毒手，朱伴仙同志不能留在寿县指导抗日救亡工作了，为了保存实力,朱伴仙通知鲍汝泉、顾化民、吴自强转移。顾化民参加了新四军，解放后，顾化民任平顶山市市长，吴自强被捕入狱。直到1938年，经党组织营救出狱，但双腿残废。解放后,党组织安排其到合肥工作。

    鲍汝泉因父参加辛亥革命牺牲，家中母亲无人照顾，无法转移，敌特分子欲对其下毒手，他处在被敌人包围之中，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就在此时,早年同鲍传章参加辛亥革命的石寅生得知鲍汝泉的处境十分危险，石寅生到国民党寿县党部大发雷霆，他说:“鲍汝泉父亲鲍传章是辛亥革命有功之人，他就留下这么一根独苗，鲍汝泉如果有什么好歹,我找你们算账。”慑于石寅生的威望，敌特分子才没敢对鲍汝泉下毒手。鲍汝泉被敌特分子盯梢，行动受到限制，他在寿县城有家不能回，后隐姓埋名到寿县兴隆集牌坊村定居，直到日本投降后,他才从农村回到城关居住。

    回顾“七·七”事变，鲍汝泉不顾个人安危，不愿在日寇的铁蹄下当亡国奴，他投笔从戎组织抗敌协会，拿起武器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他成绩卓著，实可敬佩。

    解放后,政府对鲍汝泉很关心，认为他贤明有才，布衣蔬食，能沿着革命前辈的路走下去，难能可贵。可谓是参天之木、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鲍汝泉得到政府的照顾，在寿县城幸福地度过晚年时光，后其宣传抗日救国活动事迹被收入《寿县文史资料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