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一室出土了百余件案、俎、盒、榻等漆木质宴饮起居用具，红色的暖色调，构成了考烈王“地下餐厅”中最具生活温度的部分。与青铜礼器的庄重威严不同，这些漆木器以木为胎、以漆为衣、以朱黑为色，将楚人对宴饮之乐的追求与对永恒之美的理解，凝固在每一道笔触、每一条曲线之中。

对比马王堆出土的漆木耳杯，可以看到楚系漆木器在造型和工艺上对西汉漆器的深刻影响。与马王堆漆器的规整华美相比，武王墩的漆器显现出恣肆张扬的原始生命力。楚地广植漆树，那个“庄生晓梦迷蝴蝶”的庄子，就曾当过漆园吏。漆，融入了楚人的日常生活。

在武王墩出土的众多漆木食器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那件彩绘龙凤纹漆木案。漆案长133厘米、宽78厘米，是迄今所见春秋战国时期同类漆器中最大的一件。先秦贵族实行分餐制，每位贵宾都有一方“专属餐桌”。纹饰以黑漆为地，朱红、赭石等矿物颜料绘出龙凤、仙鹤、云气等图案，纹饰飘逸流畅，四角还饰有鎏金铜包角，极尽奢华。

与漆案配套的，是漆木耳杯。耳杯又称“羽觞”，其双耳如同鸟之羽翼，是楚国以及南方汉代墓葬中常见的器具。内施朱彩、外髹黑漆，流露出楚文化独有的热烈与深沉。黑为地、朱为天，外为阴、内为阳，这是楚人对宇宙秩序的理解。

在众多漆木耳杯中，有一件格外特殊。它并非因为造型更精美或纹饰更华丽，而是因为它的底部刻着十六字铭文：“廿九年太后詹事丞向右工师驾隶臣乘”。

“廿九年”的纪年，推断应为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太后”可能就是秦昭襄王时期当政的那位赫赫有名的宣太后芈八子。这一年秦将白起率军攻破楚国郢都。而墓主楚考烈王，正是秦昭襄王的女婿、宣太后的孙女婿。这件刻着秦国太后年号的漆耳杯，或许是战利品，或许是外交赠礼，或许是联姻的随嫁物，曾见证秦楚两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两件漆木多格盒，长约一米，宽约二十厘米，深度约十厘米，用隔板均匀分割成五个小方格。这种多格盒可能是将各类菜肴分格盛装的“餐盘”，器型罕见。

分食制下，如何将各色菜肴整齐有序地呈现在每位宾客面前，是一道现实难题。而多格盒的设计，巧妙解决了这个问题。五个小格可盛放五种不同的菜品，荤素搭配，汤菜分离，既避免了不同菜肴的汁水混流，又便于侍者一次性端送。这种设计理念，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仍不过时，足见楚国工匠的巧思。多格盒内发现大量动物骨骼，以鱼类为主，也有植物遗存。

还有一件有趣的猪形漆木盒。它仅存盒盖部分，外髹黑漆，整木挖凿，呈双首连体的奇异造型：两头猪背部相连，左右各有一个向外凸出的猪嘴，耳朵、眼睛及肥嘟嘟的腮部雕刻粗犷率性，髹漆却极为仔细，憨态可掬却又透着一股来自先秦的神秘气息。它很可能是楚国贵族宴饮时使用的“酒具盒”，专门用来盛放漆木耳杯。使用时揭开上盖，盒内便整齐排列着数只耳杯；合上之后，两端凸出的猪嘴恰好成为天然的提手，可以双手提起移动，设计十分巧妙。

这种独特的双猪连体造型，灵感可能来源于《山海经·海外西经》中记载的“其状如彘，前后皆有首”的神兽“并封”。在楚人看来，宴饮不仅是口腹之欲的满足，更是人与神、现世与彼岸之间的沟通仪式。以神兽之形造日常之器，将神秘的巫觋想象融入宴饮生活，这正是楚文化独有的浪漫气质。

试想当年在宴席之上，几位窈窕淑女端着漆木多格盒，提着憨态可掬的猪形漆木盒，把杯盘依次摆放到每位嘉宾面前的食案上，菜肴和美酒的香味顿时飘散在厅堂之中。

武王墩出土的漆木器以木胎居多，部分器物采用了彩绘描金工艺，红色漆颜料为铁红，黑色漆颜料为炭黑，黄彩则由雌黄与雄黄混合而成。这些器物以木为骨、以漆为衣，历经两千年地下水的浸泡，残存的红色漆彩依然鲜艳如新，是楚人精巧工艺的不朽见证。

那些漆木食器上自由飘逸的卷龙凤云纹，每一笔都由工匠认真绘就，带着手的温度和心的律动，充满巫风弥漫的想象力，折射出楚人的浪漫灵魂。

(萧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