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寿县第四纪检监察协作区陈列着这样一份手稿《巡视员中林关于皖北工作给中央的报告》，这份形成于1931年的巡视报告如今已成为研究我党早期巡视制度和当时皖北革命的重要史料。

报告背后的制度故事

党内巡视制度正式形成的标志是1931年5月1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央巡视条例》，巡视员中林关于皖北工作给中央的报告落款日期是同年4月7日，恰在巡视制度正式形成的前夕，其历史价值尤显突出。报告共计两页，文字清秀规整，似用钢笔书写，从格式来看，采用了概况、经过、问题、任务、建议的描述顺序，这与周恩来同志1929年1月完成的《巡视顺直省委报告》格式上保持一致，可见当时的巡视报告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范式。从报告的内容来看，重点分为皖北中心县委成立与划分、皖北中心县委工作上之布置、寿县游击战争三大板块。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众多信息，更是为我党早期巡视制度的演进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党内巡视制度最早可追溯到1922年的中共二大，该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首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这一规定通常被定义为党内巡视工作制度化的起点标志。1925年中共中央在《组织问题议决案》中提出“增加中央特派巡行的指导员”，使党能对区及地方实行全面指导。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恢复和整顿被破坏的党组织，党中央开始系统派遣巡视员。同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明确提出“应当开始建立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制度”。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五号——巡视条例》，这是第一部专门规范巡视工作的党内法规，明确了巡视员的条件、职责、人数、期限及工作方式，强调必须深入基层、反对“走马看花”，很显然“五号通告”便是中林巡视报告的法规依据。与《巡视顺直省委报告》注重组织、思想、纪律不同，中林的报告更聚焦于组织、武装、暴动，如果说周恩来为早期的巡视报告确立了规范文本，中林则为苏区暴动型巡视报告树立了典范。两份报告的共同点也十分明显，一方面都显现出了巡视员的绝对权威以及对被巡察对象工作的深度介入，体现了巡视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发现问题的真实性和尖锐性，展现出了巡视员实事求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良品质和务实作风。

报告背后的人物故事

报告中的巡视员中林，为时任中央巡视员的高中林。高中林为化名，其真实姓名是方运炽，又名方英，1906年出生于寿县瓦埠古镇东南的竹园村。2023年6月28日，方运炽烈士事迹陈列馆在安徽省淮南市寿县瓦埠老街开馆。陈列馆以时间为序，将方运炽26年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分为四个展区，即：初心之光、赴苏留学、风雷激荡、壮志未酬四个篇章，对方运炽从一名农家子弟成长为爱国青年、再到革命先驱的坎坷历程进行了高度概括。

现在让我们按照时间轴线，对方运炽的革命历程进行简要回顾。少年方运炽在乡贤辛亥革命元老张树侯的影响下，革命思想得以启蒙。1919年，入读芜湖公立职业学校，读书期间积极参与学生集会、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1923年转入上海大学后，接受早期著名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等人教育引导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9月任中共瓦埠小学支部书记，成为寿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至此方运炽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1926年冬，党中央选派方运炽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为国共两党联合选派革命青年留学的核心平台，当年约有220名中国留学生在此学习，其中包括邓小平、左权、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以及蒋经国、邵志刚等国民党要员子弟。方运炽与杨尚昆、王明、博古等人于当年12月份入学，为该校的第二期学员，学号为431号。该批学员多于1929年春考核结业回国，在校时间约2年半左右。方运炽留苏两年多的生活学习经历在安徽及淮南地方史志中鲜有记载，我们只能在同期留学人员的回忆录中窥探一二。根据杨尚昆、伍修权等人回忆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相关档案，我们大致可以对方运炽的在苏表现做出以下判断：一是理论水平较高。入学时被编入4班，后入选7班（理论尖子班）并担任党小组干事、组织干事等职务，属中共学生骨干；二是革命立场鲜明。参加“十天大会”（1929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党员大会），公开批评王明宗派主义，反对王明、米夫控制支部局、打击异己行为；三是俄语能力突出。曾被调往中大翻译处兼职，翻译苏共文件、共产国际指示、教材，包括中俄语互译，临时客串过东方大学、共产国际东方部翻译等。回国后，方运炽继续化名高中林以中央巡视员身份于1929年8月在六安、霍山两县边界的豪猪岭召开中共六安中心县委筹备会议。10月初在六安县郝家集主持召开六安、霍山、霍邱、寿县、英山、合肥六县党的代表会议，成立六安中心县委。11月，参与领导和发动独山暴动，暴动胜利后，任六安三区革命委员会总指挥部党代表。同年底，任中央秘书处外地交通科主任。1931年2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安徽省委在芜湖正式成立。由方音（方英），也就是方运炽担任省委书记，由于他未到芜湖，王步文为代理书记兼宣传部部长。

1931年3月中旬，方运炽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巡视皖北。27日，在寿县瓦埠上奠寺主持召开寿县、凤台、阜阳三县联席会议，建立皖北（寿县）中心县委，并于30日发动瓦埠农民暴动。《巡视员中林关于皖北工作给中央的报告》便是此次巡视的重要成果之一，报告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寿县革命形势和中共党组织建设情况，以及组织瓦埠农民暴动的大概情形，为中央全面掌握情况，做出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4月17日，中央再次任命其为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1932年6月，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10月，红四方面军被迫向西转移，方运炽受到无情折磨又患上疟疾，不幸病逝，时年26岁。

报告背后的革命故事

报告第三部分“寿县游击战争”板块中，向中央报告了瓦埠暴动的相关情况，此次暴动是由方运炽组织领导，也是此次巡视的重大成果之一。报告用了整段文字“旧历二月十二日在瓦埠开始夺取敌人武装……”，对瓦埠暴动过程进行了概括性描述，这些文字如今已成为研究当时淮南地区革命斗争最为可信的文献。时隔九十余年，再次回望那次伟大壮举，依然会给人以无比震撼和思考。下面让我们对那些无法进入宏大叙事的细节场景再次钩沉，以明后来者心志。场景一：烈火识真金。报告中的暴动时间“旧历二月十二日”为公历3月30日，比计划中的暴动时间晚了一天。实际上3月29日上午，参加武装行动的人员均按规定秘密携带枪支到达指定地点泰山庙，准备袭击围捕前来瓦埠的国民党寿县县长，但情况发生变化，县长没有来，来的是国民党双庙区区长路奎汉带领的地方常备队30多人枪。方运炽决定先缴双庙区长路奎汉的枪，再缴附近地主豪绅的枪，最后发动群众“扒粮”。行动命令发出后，负责军事指挥的薛骞却迟迟不行动，致使路奎汉闻风逃回县城。于是行动委员会又在泰山庙重新开会研究，决定以瓦埠为中心举行农民暴动，同时撤销动摇分子薛骞的军事指挥权。场景二：先革自己的命。3月30日凌晨，参加暴动的农民1000多人涌向瓦埠街，在望春园饭店门前宣布暴动开始。紧接着游击大队3个中队分头逮捕地主豪绅10余人。次日早晨，党组织和游击队发动瓦埠方圆20余里的3000余名群众，扒掉地主方小楼粮食200余石（4万余斤）。方运炽号召群众扒自己家的粮食，将他自家的粮食全部充作游击队的军粮。场景三：惟有牺牲多壮志。瓦埠街附近的地主武装1500多人对游击队进行疯狂反扑，随后与国民党县长带领的县自卫大队将游击队围困在张嘴子一带塘圈、古堆丘、新圩3个大圩子，游击队利用张嘴子3面环水的有利地形，顽强奋战，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但因敌众我寡难以突围。在游击队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瓦埠区委在鲁城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曹仙度、宋德渊等率领几十名游击队队员，伪装成反动武装，占领张嘴子以东有利地形，掩护游击大队黑夜顺利突围。第二中队长戚连雨带领的17名游击队队员为掩护游击大队转移而英勇牺牲，瓦埠暴动失败。

当年夏秋之间，中央又先后派柯庆施、吴伯孚、陈文等人来寿县巡视工作，对瓦埠暴动进行全面分析，中央巡视人员认为瓦埠暴动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支援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揭开了寿县人民武装斗争的序幕，在政治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于暴动失败的原因，柯庆施、吴伯孚、陈文等认为，一是客观上寿县的反动势力很强，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二是主观上准备不充分，意见不统一，指挥不得力。同时在对敌斗争中存在右倾问题，把逮捕的地主豪绅全部释放，希望以此来缓和敌人的进攻，结果他们回去后却集结武装向暴动队伍反攻。三是叛徒的出卖，暴动领导机构及队伍中出现了叛徒，致使暴动未能按照原计划顺利实施。

瓦埠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深远，揭开了寿县武装斗争的序幕。同年8月，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将国民党在南京雨花台起义的2个排官兵，与瓦埠暴动后分散隐蔽起来的武装人员，编为寿县游击大队。10月27日，中共寿县、凤台两县县委联席会议决定，在寿县游击大队基础上，建立寿凤游击大队。10月28日，游击大队由瓦埠出发，经姚皋店、廖家湾，10月30日夜渡淮河至潘集区的平圩村，再经小新庄、清明孤堆，于11月1日到达白塘庙，11月3日拂晓到达黄家坝并于当日与当地党组织一起举行了黄家坝暴动。六天时间，游击大队行程100余公里，沿途打土豪、分粮食、收枪支，游击大队迅速壮大，到达黄家坝时寿凤游击大队已由成立时的百余人发展到了170余人，拥有长短枪支80余支、机枪两挺。

黄家坝暴动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失败。中央军委视察员李英，凤台县委书记唐志远，寿县县委书记、游击大队长曹鼎等83人壮烈牺牲，重建的寿县游击队几乎全军覆没。

为纪念牺牲的先辈，1989年10月1日，占地6.2平方米，高11米的黄家坝暴动烈士纪念碑在颍上县黄家坝桥头落成，2025年6月15日被授予第四批安徽省关心下一代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根据市委巡察机构相关资料整理）

（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