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四年级那年的夏天，母亲从阁楼上搬下那卷竹帘。空气里漾开一阵陈旧的青涩气味，她用湿布一格一格地擦拭，那些细窄的竹片在她指间重新泛出浅黄的光泽。

父亲踩着凳子挂帘钩，母亲在下头扶稳，我们几个孩子仰着脸，看那卷帘子徐徐展开，垂落，像一道水从门楣上淌下来。竹帘挂上的那一刻，堂屋陡然有了不同的气息，仿佛一道无形的界线落定了，里是里，外是外。母亲回过头说：“竹帘一放，家里就有了样子。”

我那时并不完全懂得“样子”是什么，只晓得从那天起，进出堂屋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横冲直撞。母亲示范给我们看：右手平缓地掀开竹帘的边缘，侧身过去，再缓缓松手，让竹片复位，彼此碰出一串细碎的脆响。她说：“帘子是门，不是布帘子，撩起来钻过去就行。竹片有竹片的脾气，你敬它，它就文气；你扯它，它就噼里啪啦乱叫。”于是我每次穿帘都学着放轻手腕，那些脆响从粗暴变得清脆，再到后来几乎只剩下竹片相贴的轻吻。

一个午后，邻家孩子来喊我捉蝉，我兴奋地撩起帘子就往外钻，竹片哗啦啦撞成一团，整扇帘几乎弹到了门框顶。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来，没有发火，只让我重新走一遍。我退回去，深吸一口气，掀帘、侧身、松手，那串脆响规规矩矩地落回原位。母亲说：“记住了？不是帘子拦你，是你心里要有一道帘。过去了，从容放下，才是过了。”那“放下”的动作，比“过去”本身更需要用心。

入了盛夏之后，堂屋开始闷热，我们几个孩子总嚷着要把竹帘卷起来透风。母亲却只肯卷下半截，大约一尺高。穿堂风从那个豁口灌进来，贴着地面爬过青砖，凉意铺了满屋。我们趴在地上就着那道豁口嬉闹，上半截帘子依然严严实实，挡着外头的蚊子与燥热。母亲坐在一旁摇扇子，说：“卷多了，虫就进来了；卷少了，风进不来。规矩也是这个道理，它的本意不是把人箍死，是让人在里头待得舒服。”

那个夏天，我无数次从那道竹帘进出。掀开、侧身、松手……慢慢地，这个动作从刻意变成了本能，从“母亲的规矩”变成了我自己的习惯。

有一次放学回来，我端着搪瓷缸从帘外进去，掀帘的手腕不自觉地稳住，竹片轻轻闭合，没有发出一丝多余的响动。母亲正在灶前烧水，她回过头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但嘴角是弯的。那一眼里没有夸奖，却有一种比夸奖更沉的意味，我知道母亲看出来了，规矩已经不再是规矩，它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等秋天来了，母亲把竹帘取下，又擦了一遍，卷好收进阁楼。门框上空了，光线毫无遮拦地涌进来，我站在门槛上忽然觉得不对劲，像是少了什么。那天我才真正明白，竹帘在的时候，它挡的不仅是蚊虫和暑气，它挡住的是一种“随意”。随意地进出、随意地对待物件、随意地处置自己与他人之间的那点分寸……其实，母亲用一整个夏天，把“郑重”两个字，编进了那些细密的竹片里。

多年后的一个夏日，我在他乡无意中望见别人家窗前的竹帘，心里总会静一下。不是想起某个动作，也不是忆起某句话，而是那个夏天堂屋里的光线。那光线从竹帘缝里漏进来，碎碎的，一道一道落在青砖地上，恍若母亲用一整季光阴，在我心里铺好的一把尺。那道卷起半截的豁口，它永远提醒我——规矩，从不妨碍风与光的来路。

（瞿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