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国家批准建立淮南市，促进了五湖四海人们的汇聚。一座新兴的年轻城市，能源大开发、经济大建设也带来了文化大发展，淮南最早的具有新中国新面貌的大戏院——红风戏院应运而生。

1951年5月，为了满足市民及矿业工人的文化生活，市政府在拆除原民国“三义舞台”砖木老戏台的原址上，投资新建约500—600座席的红风大戏院。戏院的建筑外貌，既有苏式建筑的风韵，更有民族风格的特色，是一座中外合璧、符合时代审美的大型剧场，也是淮南重大的市政文化设施。

戏院落成后不断邀请京剧名家、省内外剧团到此巡演折子戏、全本戏。据《淮南市志》记载，1955年三、四月间，严凤英率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在红风大戏院连续演出72场，有时一天还要演出2场，观众达7万3千多人，平均每天有一千多人在此集聚。

正值青壮年的戏院经理姚先生，组织创作排演贴近矿工与市民生活、反映矿山建设、农业合作化、大跃进等主题的现代小戏、活报剧。还编辑《红叶诗刊》《新芽诗刊》，因资金困难是粗纸油印本，却活跃了淮南文化氛围，培养了一代文艺人才。

戏院建筑是物质形式，演出节目是精神佳肴。那时戏院内外一片生机盎然，演员观众共享温暖春天。但社会发展、变革浪潮，则演绎了戏院内外的风云变幻。

我第一次到红风戏院，是母亲单位包场带我进入剧场，剧场内只有能坐3—4个人的长条椅子。我3、4岁时朦朦胧胧，看见戏台上满面油彩的大花脸，吓得哇哇大哭，一头扎进了母亲的怀里。母亲只好抱着我中途退场，放弃她喜爱的外地京剧名家的演出。

那时，红风戏院是田家庵老北头的文艺中心，那时提倡百花齐放，各种故事片、戏曲片纷至沓来。亲友从外地来，请他们一起看一场戏，或看电影、文艺表演，都是待客之道。而一家人一起进戏院，那是这个家庭难得的盛大活动。观赏后的一段日子里，剧情戏码还晕染在每个人的心中，话里话外总念叨着人物的命运与喜怒哀乐。这些也是文学艺术对我的启蒙。

60年代初，我第一次到红风戏院参加文艺汇演。那个年代虽然生活困难，但学校文艺活动依然热闹，老师攒足了劲指导，学生铆足了劲歌唱。戏院内外激情澎湃，老北头有了那个时期难得的温馨时光。

1965年前后，《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是难能可贵的外国电影。大家刚经过粮食紧张的困境，与电影反映的苏联经济困难非常相似。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与妻子娜塔莎的对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仿佛是我们生活的写照，因而引起大家的共鸣，成为社会上全民流行语。我们在校园里一边啃着芋头、胡萝卜，一边重复着这些台词，笑声让我们暂时忘记了眼前的困难。

我读四年级时，有一次到戏院观看纪录片。观影的学生个个激情澎湃。电影结束后，我看到戏院前厅的留言簿，就写了观后感。没过几天，有同学告诉我，你写的观后感在戏院宣传栏展览了。这篇观后感也是我的文章第一次“露脸登场”，对我热爱写作起到了阳光、雨露般的作用，让我少年的人生土壤不再贫瘠和荒凉。成就感是人的引擎，这是我对戏院最深刻的回忆。

有一段时间，戏院的功能由演戏转变为放电影，那时电影只有“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有《平原游击队》和样板戏电影。我们一些十多岁的孩子，像一排排燕子蹲在电线上一样，蹲在戏院的围墙上，翻墙头进入戏院，乌泱泱地挤在走道里，不厌其烦地观看烂熟于心的电影，与银幕上的人物抢着说台词。上学的课文我们记不清楚，电影里的对话，我们个个耳熟能详。

1982年我考上电视大学，戏院经理姚先生已近退休，聘请为我们班指导写作的辅导老师。由此我知道，他是桐城学派姚鼐的后代。他的大哥是老文艺战士，曾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50年他响应号召，举家到田家庵投身建设。即使在下放山区的岁月里，他仍然笔耕不辍，一些诗词歌赋流淌在心田。汗水伴着墨水，在土地和书桌上，凝聚着春华秋实。我们一起回忆戏院的往事趣闻，感慨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红风戏院随着城市发展，文化中心南移，老城区观众流失，已是苏轼的诗句“明日黄花蝶也愁”，难以寻觅过往的热闹非凡。1990年代，40多年历史的红风戏院拆迁，原址建设了7层住宅楼。戏院用它脚下的土地，为老北头贡献了最后的力量。

戏院已无遗迹可寻，让我不禁唏嘘。我登上了淮河大坝，西边夕阳的晚霞，将一座新建的淮河大桥雏形，映照得如诗如画。戏院的风云变幻已成为过去，淮河儿女在新的赛道上，将演绎出更加美好的时代风采。

(高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