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曾亮（1786∽1856）是清代“桐城派”古文名家之一，上元（今江苏南京）人，曾受学于姚鼐，并为后者所赏识与推扬，由此知名于文坛。梅曾亮治古文“以昌明道术，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具有强烈的“救时济世”情怀，一生著有《柏枧山房文集》《诗集》《文续集》《诗续集》《骈体文》等，另编有《古文词略》二十四卷。

梅曾亮平生虽非研治《淮南子》者，但写有《淮南子书后》一文，从古文家的视角出发，对后者有所评点。他关于《淮南子》的学术认识，言简不繁，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桐城派”古文家的普遍看法。

在梅曾亮看来，《淮南子》一书最大的特点是“剽窃曼衍”，与淮南王刘安“所为文不类”。梅曾亮的这种认识具有双重内涵：其所说“剽窃”，乃是承袭前人所言，主要是指《淮南子》一书广取博收、包罗万象，思想资料的来源具有显著的多元性，甚而有些“驳杂”；其所说“曼衍”，则是出于古文家的视角所得出的结论，注意到《淮南子》一书具有“多为之辞，博为之说”的文学特点。梅曾亮认为《淮南子》与淮南王刘安所写《谏伐闽越书》的文风“不类”，实际上，是其没有把握到二者写作取向的不同。《谏伐闽越书》是刘安呈给汉武帝刘彻的奏疏，属于公文类型，文字风格讲求严谨重朴，而《淮南子》则是刘安试图赖以“流誉天下”的思想论著，带有极强的学术与文学的个性色彩，因此彰显汉人“极丽靡之词，闳侈巨衍”的为文风格，“赋”化倾向突出。客观而言，梅曾亮对《淮南子》所作“剽窃曼衍”的评价，缺乏新意，并没有超出前人看法，更遑论触及后者思想体系的要害所在了。梅曾亮虽没有直接指称《淮南子》为“杂家”，但其所言“剽窃曼衍”本质上是从传统“杂家”说衍生出来的特定看法。

梅曾亮一方面对《淮南子》有所低评，另一方面也肯定了《淮南子》具有大量保存先秦古籍资料的历史功绩，认为“自《吕氏春秋》外，存古书者莫多是书”，进而还指出这“非东汉人为之决也”。梅曾亮对《淮南子》“存古书”之“多”的肯定，符合历史实际，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对《淮南子》的认识主要局限于文学与文献的范畴，殊乏哲学思想上的重视和探讨。

可贵的是，梅曾亮由于受家学影响，其祖辈为清代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因而特别关注到《淮南子》在天文学上的成就，明确提及：“惟《天文训》所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则四分历，章帝始行之”，而且指出：“其二十四气，亦与东汉更定者同”。梅曾亮对《淮南子》天文学思想在两汉时期历史影响的揭示，尽管缺少更为具体深入的论述，但却敏锐看到了《淮南子》一书在汉代科技思想史上的特殊价值。

对《淮南子》中的“二十四节气”，梅曾亮也提出：“岂亦有后人附益者与”，怀疑其具体内容不完全是《淮南子》本身就有的，而是可能会有东汉时人的“附益”。虽有所质疑，但对此，梅曾亮未能进一步展开论证阐明，仍缺少坚实的历史依据，只能是一种推测和假设，因此其语气并不十分确定。梅曾亮由此慨叹：“孔子曰：‘信而好古。’岂不以非信之难，能辨其为古者难欤？”

此外，梅曾亮在《淮南子书后》里，还论及《列子》一书的特点及其与《庄子》之间的关系，认为前者是“剽《庄子》者耳”。但是，梅曾亮没有对《淮南子》与《庄子》《列子》的关系有所置喙，特别是没有发现《淮南子》同《庄子》之间极为紧密的思想渊源和文风关联。

总的来说，梅曾亮对“绝代奇书”《淮南子》的学术认识较为有限，除对后者天文学价值的揭示外，其他方面大都是踵继前人而立言。《评注续古文辞类纂》中曾评《淮南子书后》一文说：“考论详明”，如就梅曾亮对《淮南子》的简略认识而言，并非确论。梅曾亮对《淮南子》的学术认识的局限，在明清文士中并不少见，在“桐城派”古文家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