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楚风”之历史由来
——晚楚政治、西汉淮南王国与寿春

论及淮南“楚风”之由来，便需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长期经营淮水流域谈起。从楚文王以来，楚国在稳固了江汉流域的统治后，即转而将军事经略的目光投向“北上”中原同华夏诸国争霸，“东征”淮水流域控制群夷，意图以此扩大楚国的势力范围，实现“抚有蛮夷”“以属诸夏”（郑昌琳汇编：《楚国编年资料》，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0年版）的战略目标。春秋中期至战国后期，淮水流域成为楚国着力开拓的势力范围，是其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力量外溢出江汉流域的最重要的发展区域。也因此，在楚文王到楚昭王的两百年内（公元前689年-公元前489年），楚人横跨大别山的自然与政治地理障碍，以不可抵挡之势，先后夺取控制了淮水上游（息、弦、黄、蒋、道、柏、房、江、陈、蔡等）、中游（六、英、蓼、萧、州来、群舒等）、下游（徐）的众多部族方国，逐步把整个两淮流域收入楚国囊中，使之成为强楚版图的重要构成。楚人在征伐淮水流域的过程里，曾同崛起于东方江、浙一带的吴国猛烈碰撞，对抗拉锯八十余年，形成长期争夺抢控两淮地域的复杂态势，但随着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兵入吴都，吴王夫差自缢，两淮地域楚、吴相争一变而为楚、越相攻。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以景翠为帅，歼灭越师主力，诛杀越王无强，尽取吴、越之地，彻底实现了楚国历代先君全面独霸淮水流域的政治梦想，将楚国历史发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巅峰。扎根、崛起于江汉流域，拓展、兴盛于江淮流域，纵横捭阖于江淮之间，可谓是楚国八百年历史的主旋律。而“楚风”日益东渐于淮水中游的“淮南”地域（特指今安徽省淮南市所包括的沿淮两岸地区），也正是伴随这一重大历史进程而成为现实。

在楚国后期发展史上，“淮南”地域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甚至成为晚楚政治的核心地域，发挥出江汉流域及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政治作用。早在战国初期，公元前447年，楚惠王灭蔡之后，现今的淮南市境即成为楚国版图的一部分。至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灭越，“淮南”地域完全被楚国所掌控。公元前241年，在秦国军队的强大压力下，楚考烈王熊完与春申君黄歇君臣共同决策楚国“东徙都于寿春（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命曰郢”（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2013年版），从此正式将楚国政治重心转移至“淮南”地域，以之作为楚国最后的京畿重地和战略根基。从楚考烈王熊完始，历经楚幽王熊悍、楚哀王熊犹、楚王负刍，楚国八百年发展史在公元前223年落幕终结于“淮南”地域。如果说楚国中后期的政治命运是与淮水流域紧密不分，那么“淮南”地域则是二者历史联结的至为肯綮之处。“淮南”地域也因楚国政治重心的“东徙”和“寿郢”（寿春）的卓然崛起而变得与众不同，成为战国晚期闻名天下的区域性政治中心、农商繁盛之地。晚楚政治在“淮南”地域发展的18年，虽不长却深刻，赋予了这片土地新的文化灵魂，改变了后者的文化命运，让其受到浩荡楚风的内在浸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文化血脉。尽管在楚国彻底控制“淮南”地域之前，吴、蔡、越三国亦曾在“淮南”地域留下深浅程度不等的印记，但同楚国相比，历史影响终显逊色甚多。正因楚国的立都和全力经营，“淮南”地域在战国晚期变为决定天下走势、九州命运的特殊区域，成为楚、秦角逐的决战之地，在古代中国大一统演进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一页。楚亡于“淮南”，天下终归于秦。

对作为晚楚政治重心所在的“淮南”地域而言，“寿春”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迁都于寿春，是楚国后期统治阶层做出的最为重大的政治决策之一，关乎兴衰存亡。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熊横因“兵散”而“不复战”，楚国被迫“东北保于陈城”（司马迁：《史记·楚世家》），将政治中心从长江中游转移至淮水上游地区，以“陈”为新都，谋求新的抗秦图存之方。楚国历史上曾三次攻陈灭陈，对其进行了长期的政治经营，楚化极深。楚都迁陈是楚顷襄王在危机关头的慎重之举，同避秦于长江下游相较，不失为明智之选。楚国在大败之余，亟需稳妥可靠的政治后方，又需借助中原各国之力共同抵御强秦的步步紧逼，因而走向“陈城”所在的淮水流域是其面向现实的战略选择。此后，楚国依托“陈城”，借助“合纵”之势，与秦国周旋较量了25年，但终因国势已衰，在南徙“钜阳”（今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境内）、暂时落脚之后，最终决定再次东徙于“寿春”，并正式“命曰郢”。在楚国后期立都淮水流域的过程中，不论是“陈城”，抑或是“钜阳”，都未曾获得“命曰郢”的政治待遇，“寿春”却是名副其实的“寿郢”。在楚国的“淮域三都”里，“陈城”具有“临时都城”的性质，“钜阳”实为“楚王的别都”（陈得时：《寿春楚文化》，黄山书社2000年版），唯有“寿春”方是楚国君臣尽皆属意的“郢”都，是其谋划楚国复兴大业的真正根基之地。

楚国统治阶层之所以选择“寿春”为真正的立国根基所在，究其缘由，乃是由于后者所处淮水流域中游的独特地理位置。淮水流域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东部南北自然地理过渡带，同时形成了南北方文化过渡、交融的典型地区”，“它以淮河干流两岸为主要区域。北称‘黄淮’，南称‘江淮’”，更是“沟通中央王朝与东南地区不可逾越的区域，是实现大一统政权的重要资源”，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俱为“地处中原的中央王朝必争之地”（郭学东：《走读淮河——淮河南北过渡带文化考察》，黄山书社2017年版），向以其东通于海、北界黄河、南控长江的重要战略地位而著称。寿春的地理位置恰又在淮水流域的中段，实乃“淮南要地”，亦可谓“江北之广地，淮西之咽喉”（李大升：顺治《寿州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江东之屏藩，中原之咽喉”，“有重险之固，得之者安”（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寿县志》，黄山书社1996年版）。楚考烈王熊完与楚令尹春申君黄歇将楚国最后的政治命运完全寄托于“寿春”，绝非轻率决策，而是有着极为深刻而长远的战略考量。寿春“以平原四达的淮北为屏障，居于三楚之交的中心地位”（李琳绮主编：《淮河（淮南）文化十五讲》，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虽为“南楚”而“其俗大类西楚”，是楚国继长江中游“栽郢”（今湖北省荆州市纪南城）之后又一赖以立国存身的大“都会”（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而且，从楚庄王熊侣时期以来，因“要重兵立足江淮，则需大批的军粮”，兴建了当时江淮流域最为著名的农田水利工程——芍陂（即后世所谓“安丰塘”），这一极为重要的农业灌区不论是为楚国北上争霸，还是东徙图存，都“提供了强大的资粮保障”（李琳绮主编：《淮河（淮南）文化十五讲》）。加之，寿春作为南北、东西的交通要冲，也是贸易通商的枢纽，能确保楚国的商业经济繁荣，为其对抗秦国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立足于淮水流域，进而立都于寿春，便成为决定晚楚国运的重大决策。

寿春支撑了楚国最后的政治发展，但仍然无法改变其被强秦所灭的历史结局。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蒙武率军攻入寿春，俘获末代楚王负刍。随后不久，抵抗秦军的昌文君、项燕相继死去，楚国彻底退出了战国时代的政治舞台。纵观八百年的楚国发展史，兴起于江汉流域，败亡于淮水流域，而“淮南”地域及“寿春”则成为楚国兴亡史的独特承载者，也成为先秦时期“楚风”的永远赓续者和传播者。

楚国灭亡后，秦设“楚郡”领有淮水中游故楚地，“淮南”地域及寿春带着难以磨灭的“楚”印记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夏，楚人陈胜、吴广聚众反秦，“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刘、项兴义兵随，而定若折槁振落”，秦王朝“遂失天下”（何宁：《淮南子集释·人间训》，中华书局1998年版）。群雄逐鹿，秦鼎终落汉家。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经过近四年的反复血战与较量，同为楚人的布衣刘邦最终彻底战败了贵族项羽，赢得了开国立朝的巨大胜利，成功验证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历史谶言。公元前203年，楚汉争战的胶着之际，刘邦为瓦解项羽集团的势力，便已立一代枭将黥布为“淮南王”（秦亡后，项羽作为西楚霸王曾分封黥布为“九江王”），由此在江淮流域产生了西汉前期著名的地方诸侯王国——淮南国。虽然黥布时期的淮南国立都于“六”（今安徽省六安市），但“淮南”地域及寿春仍在其核心区域之内。公元前196年，黥布谋反，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平叛，采纳故楚令尹薛公的谋策，将其剿灭。与此同时，为安定江淮流域、藩护长安汉廷，刘邦分封少子刘长为新的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即九江郡、庐江郡、衡山郡与豫章郡，并将淮南国都从“六”徙至“寿春”。继曾为楚“郢”之后，寿春再一次成为诸侯王国之都，重新找回了失去已久的政治地位和历史荣光。

西汉前期的淮南王国共存在了八十一年（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22年），从异姓淮南王黥布，到同姓淮南王刘长、刘喜（刘长死后，汉文帝刘恒曾改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时长四年）、刘安，历经了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吕后、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的统治时期。淮南国作为西汉王朝在江淮流域的最重要的封国之一，其兴废存亡始终同西汉皇权政治的嬗变发展同波逐流、息息相关。除淮南王黥布时期外，淮南国都始终在寿春，长达七十四年，这让寿春在西汉前期仍能作为淮水流域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发挥出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史上，“淮南”地域与寿春最为辉煌的发展时期即是从晚楚到西汉淮南王国的百余年。作为区域性的发展中心，寿春不仅始终保有显著的楚文化特色，而且让“楚风”深刻熏染了西汉淮南王国，成为其形成与彰显大一统时代新“汉韵”的极为厚重的历史底蕴，也使后世“淮南”地域因“楚风”之蕴藉悠长而永远具有独特的文化风采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