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机缘巧合，最近的两次年休假都与少数民族鄂温克人、与驯鹿有关。先是前往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博物馆，参观了鄂温克人的专题展览，了解了这个少数民族的历史沿革与风土人情；后是在苏州市的运河边，对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认真地进行了捧读。直观的感受与灵魂的碰撞，使我真切地认识到，小说所展现的顽强生命力以及勇敢无畏、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独特民风，是属于驯鹿民族的“百年孤独”。

“鄂温克”是鄂温克族的民族自称，其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历史上，由于居住地域的关系，鄂温克人对大兴安岭一带的山林，包括外兴安岭至阿玛扎尔河、勒拿河上游等地域统称“额格都乌日”或“额格登”（鄂温克语意“大山”）。他们与驯鹿的关系可谓生死相依、休戚与共，“驯鹿一定是神赐予我们的，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看不到它们的眼睛，就像白天看不到太阳，夜晚看不到星星一样，会让人在心底发出叹息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小说主人公（年近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遗孀）对驯鹿的评价，可以看出驯鹿在这个民族心中的位置。

鄂温克族是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古鄂温克人将野生动物“索格召”捕抓之后，在长期的劳动与生产实践中，逐步使其驯养为现在的驯鹿。鄂温克语称驯鹿为“奥伦”，“奥伦”善于穿越森林和沼泽地，是鄂温克猎人的主要生产和交通运输工具，享有“林海之舟”的美誉。在“我”看来，“驯鹿是他们行猎时的好帮手，把打到的猎物放到它们身上，它们就会独自把猎物安全运到营地”，“驯鹿是神赐给鄂温克人的神奇礼物，陪伴他们一代又一代人迁徙、狩猎和生存”，“每一个生灵来到这个世上，都有它们的使命，我认为，驯鹿的使命，就是拯救和陪伴鄂温克人的”。由此可见，驯鹿是鄂温克人的生存依伴。

驯鹿不仅是鄂温克人得以生存的根本依赖，同时它们还是有灵性的动物。虽然它们默默无语，但是它们与鄂温克人之间有种神奇的默契。鄂温克人对待驯鹿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但给它们取好听的名字，还给予百般呵护。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走在最前面的白色公驯鹿是被萨满选出来的‘玛鲁王’，它驮载着鄂温克人的玛鲁神。”如果偶有一头鹿不幸死去，他们都会难过得失声痛哭，“活了二十几年的驯鹿玛鲁王老去的时候，鄂温克人沉浸在哀痛之中，他们跪在玛鲁王面前，虔诚地送别。”驯鹿甚至与鄂温克人的生死轮回存在了冥冥之中的宿命，主人公的姐姐列娜生病，尼都萨满为列娜跳神取“乌麦”的时候，一头驯鹿崽代替列娜去了黑暗的世界。“列娜的母亲把它扔到了向阳的山坡上，她是把驯鹿仔当作自己的孩子了。”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生于自然、长于自然的鄂温克人，他们的命运也参与到了这自然的轮回当中；而同是生活在大自然下的我们，对比原始生活的鄂温克人对自然和生灵的尊重和敬畏，也许要差强人意吧！

其实，小说的主人公“我”也是一只温顺的、慈爱的、善良的、顽强的驯鹿。从“我”的父辈到“我”的子孙，在超越百年的时间跨度里，人们经历了清朝、伪满洲国、二战爆发、新中国成立、民族搬迁（天然林保护工程）等重要历史时期，“我”既是亲历者，也是见证者，还是讲述者，通过“清晨”“正午”“黄昏”“尾声”等四个部分的讲述，为世人揭开了鄂温克人百年的生存状态和神秘面纱。作者尤为推崇的是，“它们（驯鹿）总是自己寻找食物，森林就是他们的粮仓”，“它们知道，这些食物是它们每年都要食用的，不会一次性地一扫而光，是对大自然的尊重”。而反思我们现在的一部分人，为了自身眼前的既得利益，不惜以牺牲环境、牺牲晚辈未来的环境或他人的利益作为代价，胡乱开发、开采和砍伐，真的连一只驯鹿都不如。

驯鹿高贵而美丽，驯鹿隐秘而神奇。在难得空闲的日子里，与驯鹿面对，与文字为伴，相信大家一定会有董宇辉同样的感受：“《额尔古纳河右岸》曾经于我人生最焦灼、最迷茫、最痛苦、最黑暗的时候将我的灵魂托起，让我在北京钢筋水泥的森林里能够得以喘息，让我的灵魂飘向远方。远方的山和水，虽未曾见过，但那时它们抵达了我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