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镜子不仅是一种日常用品,更是权力和地位的代名词,甚至被用于文字中教育世人,留下诸如“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的警世名言。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一面比较罕见的战国晚期楚国山字纹铜镜——羽状纹地四山四鹿纹镜。
据市博物馆副馆长吴琳介绍,该馆馆藏铜镜陈列馆分为战国、汉魏、唐宋、明清四个单元,一共展出铜镜110多面,其中,就有羽状纹地四山四鹿纹镜。
在陈列馆中,我们看到了这面直径15.7厘米、边厚 0.5厘米、重230克的圆形铜镜——羽状纹地四山四鹿纹镜,该镜于1987年12月出土于淮南市谢家集区红卫轮窑厂。
细细观察,该镜整体古铜色,外圆内方,三弦钮,以双层方形宽带为钮座,镜背通体以精美细密的羽状纹为地,还有四个类似文字“山”的山纹向左倾斜着四方排列,山纹间隔以四只造型生动、身饰鳞状纹的鹿形瑞兽,鹿似为回首状,小短尾,三足落地,右前腿抬起弯曲。该镜制作十分规整、模范精细。
据介绍,战国是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各国中以楚国的铸镜工艺成就最高,其中以山字镜最为经典。山字镜中,在南方常见有三山、四山、五山、六山纹铜镜,尤以四山纹铜镜为多。而国内已知带鹿纹的四山镜就比较稀有,仅见上海博物馆有一面,两面镜子装饰手法十分相近,唯钮座略有区别,一圆一方。上海藏镜上的四鹿与淮南藏镜的形态相同,但制模时是将鹿形及周边做成不规则的四方形,后在羽状地纹上抠出同样形状,镶嵌其中,从而造成羽状地断裂,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廓内成为素地;而淮南镜的四鹿是以鹿身为廓,嵌入羽状地纹中,使羽状地纹相互连接而丝毫不断。据专家分析,也有可能是四鹿与羽状地纹一次制模,使镜面纹饰非常完美和谐。从其制范工艺上看,淮南这面铜镜技艺更显精湛、纯熟一些。这种山字纹间以兽纹的铜镜发现极少,另有一件三山三鹿镜藏于法国巴黎,鹿纹也是回首翘尾,鹿形的装饰手法与国内这两面非常相近。
早在楚国迁都寿春之前,淮南地区已经使用和流行楚镜,公元前241年,楚迁都寿春。作为楚国最后的郢都,淮南市西部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具有显著时代和地域特色的铜镜,显现出了楚国晚期最后的辉煌。
淮南楚镜有别于长沙楚镜,尤其是镜体明显增厚,镜缘变宽大,已无传统楚镜轻薄、小巧之感,是一种崭新的面貌,这说明淮南地区可能就是楚国晚期铜镜的铸造中心。
据相关专家研究,这一推测是有事实依据的,从淮南地区及六安、蚌埠、合肥、阜阳及周边地区发现的大量战国楚镜看,除湖北荆州、湖南长沙等地外,本地出土的楚镜数量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所以在战国晚期时,作为楚国都城京畿地区的淮南很有可能是当时的铸镜中心。
铜镜是古代照面饰容的日常生活用具,从新石器时代出现到近代被玻璃所取代,是我国古代使用最普遍、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铜器。铜镜既是实用器具,又是精美的艺术品。在商代,是作为用来祭祀的礼器出现的;春秋战国至秦,一般都是王和贵族才能享用;到西汉末期,铜镜就慢慢地走向民间。
古代铸镜采用“范铸法”,即先制镜模,再制泥范。一般铜镜脱模后要制一片面范、一片背范,两片对合,在一侧留浇口。
铜镜的原料是铜、锡、铅合金,将这些材料加热,用火熔化形成合金材料,待炉温升至一定高度时,从顶部的浇口处一次性将液体注满镜范腔体。高锡青铜既硬且脆,为改善铜镜的使用性能,战国、汉唐时,工匠经常将铜镜再进行一些淬火和回火处理。铜镜毛坯在进行磨削加工后,用磨镜药(汞剂)研磨抛光,使镜面白亮,达到最佳的照面效果。《淮南子・修务训》中记:“明镜之始下型,朦然而未见形容,及其蘸以玄锡,摩以白旃,须眉微亮可得而察。”由此可知,战国到西汉的人们,是用白毡蘸着“玄锡”来磨镜开光的。
铜镜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中国古代青铜艺术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它正面光可照人,背面多装饰,其纹饰和铭文,用以表达各种寓意。这些风格迥异、内容不同的纹饰和铭文,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化面貌和社会风尚,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记者 李严 苏国义 实习生 陈慧玲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