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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电台 迎接解放
【字体: 】 发布时间:2021/6/29 10:17:52   【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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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我是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发射台的技术员,领导人是钟期志工程师,我作为他的助手,从事发射机的安装调试和值班维修工作,兼管备用器材。当时钟期志同志在中调部(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南京党组织成员孙祥林同志的领导下,正在敌人的心脏——中央广播电台进行地下活动,提供各种情报,并联络我一同工作。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保护电台设备,免遭敌人破坏,等待时机迎接解放。

1949年春节前夕,电台部分撤退时,钟即与我研究应变措施,并介绍我和孙祥林同志见面,布置工作任务。然后我留南京,他奉命去上海电台活动。

根据钟的布置,我做了下述工作:一、策动部分职工留守南京,不再追随蒋帮逃亡台湾;二、策划了保护器材仓库的斗争,留下了一批贵重的广播器材;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混乱中保护了电台设备,坚持每天三次播音从未中断;四、随时监听北平新华电台动态,在收到北平广播的中央指示后,准时开机和北平新华电台广播通话。就这样,使敌人最重要的宣传工具,一夜之间转变为党的喉舌,使党的方针政策,在最短时间内传遍祖国大部分地区,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都听到大军渡江的喜讯。现将这段经历做一回顾。

一 幻想的破灭

我是抗战胜利之初到发射台工作的。当时举国欢腾,一片喜庆景象,大家都希望8年战乱之后,有个和平建设的局面,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早日走上富强昌盛之路。不久这种幻想破灭了,沦陷区南京人民满腔热情地欢迎过的大后方来的“亲人”,转眼之间变成了“劫收”大员,疯狂地掠夺人民的财富。下飞机时还是衣衫褴褛的穷酸相,摇身一变都成了西装革履的阔佬,到处是五颜六色的舞厅餐馆,浓妆艳抹的歌妓舞女,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国民党变成了“刮民党”。这些人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自以为不可一世。我看到了国民党的黑暗腐败,从内心感到厌恶。接着内战爆发,工潮、学潮不断发生,特务横行,肆意镇压,物价暴涨,民怨沸腾,更认识到反动统治已失去人心。

由于对国民党的不满,思念共产党之心油然而生。当时正传抄毛主席的诗词《沁园春·雪》,对知识界影响很大,毛主席的雄才大略,被推崇为古今独步,我也深为敬佩。从此,我思想上倾向进步,开始找些进步期刊阅读,同时也在收音机中寻找解放区的广播。开始只能听到延安陕北电台的短波广播,到了1948年,邯郸、华东等电台先后出现,我从广播中逐渐了解了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和党的方针政策,并不断地受到解放战争胜利消息的鼓舞,特别对党的艰苦朴素、不谋私利、为民族解放勇于献身的精神,极为感佩。我认识到国家民族的希望,只有建立在共产党的胜利上。

二 寻求党的领导

当时我在钟期志同志领导下工作,朝夕相见,他所交代的工作,我都尽力去完成,关系逐渐密切。两人在交谈中,对时局的看法多有相同之处,时间长了,更增加了信任。从他的言谈表情中,可以明显看出思想倾向进步,当时我估计他属于进步人士,也可能是地下党,我从内心尊敬他,我问过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他不加可否,只讲他了解一些共产党的情况。当时在白色恐怖统治下,不便多问,彼此心照。

此后,他对我倍加信任,把短波发射机的资料、备件、仪表等交给我保管,并在机房的西南角设立了一间保管室。接着,他搞来了一部美国进口的SX-42型高级接收机,我们就在这个角落里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他向我讲述了共产党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已经为时不长了等道理。保管室只有我们两人有钥匙,别人进不去。戴上耳机听,外边无人知晓,比较安全。他工作较忙,也为避嫌,并不常来,就叫我把听到的消息转告他,重要的新闻,摘记下来交给他看。他能看到英文版的《密勒氏评论》报,这个外国人办的小报,能够比较客观地报道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还有一些评论。他也把这方面的新闻告诉我。两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当时我就想到,他可能代表组织在考察我。

三 接受紧急任务

解放战争的胜利,出乎意料的迅速,到了1948年下半年,济南、徐州相继解放。我们都非常激动,认为大军过江已指日可待了。这时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决定将电台的设备拆迁台湾。电台的员工中不少人和国民党关系密切,对共产党存在着严重的恐惧心理,一时人心惶惶,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1949年元旦,我从北平新华电台广播中,收到了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随即摘抄下来交给钟期志看。我们都异常兴奋,确信国民党的全面崩溃,已经近在眼前了。这时国民党电台正迫不及待地忙着拆卸机器,在这一紧急时刻,钟向我介绍了许多内部情况,布置了紧急任务,研究了应变的措施。

他说,电台的大型发射机已决定分运台湾、广州,三部中功率发射机仍留南京,维持播音,员工凡愿意走的都走。我们必须在撤退前做好争取工作,这些设备今后将在宣传上发挥重大作用,并要我带头留守,做个榜样。

又说,广播管理局在江东门的两个大仓库里,都是进口的贵重无线电器材、设备,让他们运走了太可惜,要尽可能设法保留下来。

还说,电台的头子强迫他去台湾安装发射机,这个任务他已推给张树畅工程师。他坚决不去台湾,也不可能留在南京,另有任务去上海,今后要我见机行事。

最后他说,临解放时一定要把机器保护好,免于破坏。他已写了一份有关电台的材料,存孙祥林处,供今后联系之用。并叮嘱我在他走后要团结职工,把这些任务担当起来。

临行前,他又介绍我认识了他的“亲戚”孙祥林同志,说他是进步人士。叮嘱我在他走后要和孙祥林同志加强联系,随时汇报电台的情况。春节前两天他匆匆走了。当时我认为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和考验,我当尽力去完成。

四 团结依靠工人力量

在电台撤退的惊慌不安中,我首先考虑的是要说服几个人留下来,否则我一个人赤手空拳,将无所作为。我分析职工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上层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某些与国民党上层有亲属关系者,恐惧心理十分严重,他们是不可能留下的。另一种情况还有几位技术工人,他们都不是靠关系,而是靠技术专长、靠劳动吃饭的。这些人和我情况相近,平时接触较多,相互了解,他们的顾虑较少,可以争取。于是,我先后找到天线工李本泉,机修工李根海,电缆工李青山,值班员轩辕正、田新,木工熊林宝6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反复宣传:“今后不管谁来,电台都是要办的,只要把机器保护好,不愁没有饭吃。”这些人中,只有李本泉态度明朗,表示坚决不走。我感到他立场坚定,可以信赖,能够起到骨干的作用。其余的人均顾虑重重,举棋不定。由于我当时比较活跃,他们就讨论说我是共产党,也有人表示愿意跟我干,信任之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也向他们表示同甘苦、共患难,终于把他们稳住了。

考虑到发射台地处南京东江门郊外,很不安全,只留下我们几个人,担惊受怕,后来在城内碑亭巷联系了一处空房,家属小孩都送到城里去,使大家能安心工作。

五 保护仓库器材的斗争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当局像惊弓之鸟,南京城一日数惊,传说共产党已打到长江北岸。眼看大势已去,国民党中央电台急急忙忙布置撤退,他们搞来一条运输舰停在下关码头,雇来汽车队,抢运机器、人员。头一天运走了三部大型发射机,接着运送职工家属和家具行李。汽车一到,就争先恐后,一哄而上,像逃难一样狼狈,当天的情况十分混乱。

第二天才轮到抢运两个大仓库的器材、设备。为了保护这批贵重财产,事前我和李本泉进行了策划。我考虑当时处于白色恐怖之下,电台还住有一个班的警卫宪兵,力量悬殊,不能公开抗拒,就想到利用群众对经济利益的关心,提出发3个月生活费的要求以拖延时间。我一方面在留守职工中说:“他们走了,我们今后还不知会遇到多大危险,至少先发3个月生活费,使生活有些保障。”另一方面,又考虑到我们只有六七个人,力量单薄,又去鼓动一批电台雇用的临时工,要他们也去闹发“遣散费”。由于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大家都很积极,两方面一联合,力量就大了。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接着我和李本泉商量后,就把发射台的大门和仓库都用大铁锁锁上,将钥匙藏起来,把准备抢运器材的十多辆卡车挡在院子外面,仓库门便无法打开。然后公开声明:不发3个月生活费就拒绝搬运。

当时电台的头子张维和态度凶恶,扬言有坏人煽动闹事,要进行镇压。还说万一共产党过江,机器都要炸掉。我考虑如派代表进行谈判,有被抓走的危险,不能冒这个风险,就鼓动工人一起站出来,做面对面的斗争,单纯表现为自发的经济要求,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大家都站在机房大门口,有20余人,七嘴八舌和电台来人进行说理斗争。主要诉说生活的困难,并说外单位都是发3个月工资,有例可援等等。李本泉在现场暗中指挥,讨价还价,软磨硬拖,起了重要的作用。闹了一天,坚持到天黑,后来由一位女会计把应发工资送来,斗争取得初步胜利,达到了拖延时间的目的。

说来巧合,当夜正是农历除夕前夜,各处爆竹之声不绝,人们竟误认为解放军已经打到长江北岸,听到的都是枪声。有的传说更为离奇,说解放军已经封锁江阴要塞,长江中的兵舰都要瓮中捉鳖了!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吓得准备运器材的敌舰连夜逃走,使仓库的器材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后来在南京刚解放不久,敌人不甘心电台及器材设备一夜之间落入共产党手中,在一次疯狂的轰炸中,向电台投下了7枚重型炸弹,幸运的是,这些炸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全部落在天线、机房和仓库前后的空地上,一条线炸成7个大坑,而电台的设备和器材却完好无损。为了避免再遭破坏,这批器材不久即专车送往北平。

六 在混乱中保护电台

1949年春天,国共和谈时期,南京在大恐慌之后一度平静。当时王为芬工程师也留下未走,由他总负责,我带几个人照常值班。其间两次去孙祥林同志处联系,汇报电台的情况。1949年4月21日夜,渡江战役开始了,发射台对面的江浦县枪炮声大作,天亮前平息了,显然江浦县城已经解放。当时还看到东南方向有几处大火,不断传来爆炸声,听说敌人在破坏飞机场,焚烧汽油库。

4月22日早晨,发现警卫电台的宪兵已不知去向。李本泉上铁塔瞭望,见长江中有几艘敌舰,一面仓皇东逃,一面向江北开炮,显然解放军已经打到长江岸边。打电话到控制室询问,对方说国民党的头子都跑光了,已无新闻可播。我考虑,解放区的领导一定会密切注视着南京电台的动向,在这一关键时刻,广播不能中断。就和他们研究,一天三次播音时间,照常开机,全部播放音乐及戏曲唱片,使解放区领导放心,南京电台的设备仍在照常运行。这时我们收听北平电台的广播,得知解放大军的百万雄师已经渡过长江,正在追歼逃敌。我们一直监听着北平台的广播,希望有所指示。

这一天是在混乱中度过的,城内敌人已经跑光,解放军尚未过江,南京处于“真空”状态。有些来历不明的人,手持棍棒,趁火打劫,扬言要搜电台,要对外广播,均被一一劝阻。打电话到控制室,那边也有这类情况,有人甚至要接管电台,也都被他们挡住了。情况混乱至极,我们担心有人会破坏电台,急切盼望解放军赶快进驻。为了保护电台的设备,大家集合起来,昼夜值班,没有离开机房。这天中午来了两位身着便衣的人,自称地下党,通知我们保护好机器。我们回答,请放心,这里一切都正常。他们也没有多讲什么就朝北河口自来水厂方向走了。

七 不寻常的广播通话

4月23日,南京城仍然处于混乱之中,听说解放军的先头部队正在过江。我们在监听北平新华电台广播时,突然听到北平呼叫南京台,要在明天上午和南京台广播通话。我们终于盼到了党的指示,大家都非常激动,恨不得当时就开机联系。我立刻打电话到控制室,叫他们也注意收听,并做好明天和北平通话的准备。

由于发射台地处偏僻的郊外,员工很少,不时受到外界的骚扰,安全没有保障,我们便多次催促控制室尽快和解放军联系,速派部队保护。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两部汽车,于当晚接来两车解放军,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经过两天的混乱之后,我的任务总算完成了。

4月24日上午,北平新华电台的齐越同志和南京台播音员蔡骧在广播里通话。蔡骧报告了南京的情况,并遵照指示,保护好机器设备,等待接管。从此南京台以崭新的面貌出现,用“南京广播电台”的新名称,转播北平新华电台的节目,并反复播送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就这样,敌人当时最重要的宣传工具,一举变成了党的喉舌,不断把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八 历史的误会

解放军进驻电台后的第二天,孙祥林同志找我,把钟期志同志离开南京前留下的那份材料《南京地区敌伪电台情况》给我看了。这份材料包括了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机器设备和人员情况,讲得比较全面。此外,还有他搜集到的其他电台,如军中电台和民间商业电台的情况。孙祥林同志说,这份材料将上交南京市军管会,作为接管工作的参考。在这个报告里,肯定了我思想进步、可以信赖等。

又过了两、三天,我收到孙祥林同志以“民联”名义写来的信,约我到某处去开会。接信后我感到惊异,怎么成了民主党派?这时华东新华电台已派来路星元台长接管电台。为了尊重刚来的新台长,我把这封信当面交给路星元看了,想找他谈谈过去的情况。未曾料到,他不问来龙去脉,表现很厌烦,冷冷地说:“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组织,去不去我不管,一切由你自己负责。”我被泼了一头冷水,立即怀疑起来,孙祥林同志领导的地下党和电台的党组织可能并无联系,也许“民联”是个民主党派,我过去既未问清楚,现在自己也不是共产党员,思想上又耻于“表功”,就不想再询问了。反正已经解放,我问心无愧。心想既然有了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参加“民联”就成多余的了,当时没有去开会,以后也没有再联系。

又过了几天,北京派来了李强同志,从北京出发南下接管。他一直关心南京电台的动向。当他视察发射台时,看到机器完好,工作正常,当即表示慰问,勉励大家继续做好工作,并派了柏培思同志担任指导员。一年后我调到合肥皖北人民广播电台(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从此和孙、钟两同志失去联系。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很少提及此事。情况就这样过去了。

直到34年之后的1983年,我才辗转得知孙祥林和钟期志两位老领导的情况。当久别重逢时,大家都很激动,对于长期的失散,深感遗憾。孙老说,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所联系的同志们的名单,交给了南京市委统战部,他就随军去西南了。并证实了孙老当年是中调部南京党组织的成员,利用“民联”的名义,开展地下工作。我有幸在他的领导下,在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中,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为人民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特约撰稿 谭宝林)

(责编:汤宁  初审:孙继奎  终审:沈国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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