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47年秋，矿区动荡不安
1947年夏秋之际，解放大军强渡黄河转战黄淮平原而插入大别山区之前，淮南煤矿和淮南铁路当局，深恐解放军渡淮后直趋蚌埠，包抄徐州国民党驻点的后路，则矿区将落入人民手中。两位局长(王德滋、吴竟清)电上海矿路总公司告急，请求派兵“保护”。
在矿区动荡不安期间，淮南矿路公司先后曾派总务处长沈符阶、董事长朱用和，商议对策，安定人心。沈符阶没有和大家见面。朱用和曾为此召集公司所属淮南矿局、路局、电厂、面粉厂、煤球厂、营运处等单位的科长以上人员参加了座谈会，到会100多人。国民党特别党部的人也到了。主要由吴绍礼(桂系部队驻矿联络高级参谋)讲话，无非吹一通可以保证矿区安全这类的话。朱用和则讲些公司如何关心大家的安全等话。
不久，矿局派大通矿副矿长田振宗、工程师李发瑞分别到江西乐平煤矿、广东岑南煤矿调查，并向总公司汇报，作为必要时撤退的后路。
矿务局副局长李境，是河北怀来县人。李因熟悉“扫地出门”的“左”的政策，他的情绪当然影响一些人。矿区生产照常进行，表面上也很安静，但各人内心各有各的打算。
这时，总公司委托驻南京的营运处，租了一个大庭院，作为疏散人员和器材的中转站。
一部分工人夜间到矿区外农村集会，讨论他们的打算。为此南山工房遭到搜查。
二、1948年初冬，煤矿局非常委员会成立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煤矿局长王德滋召开了一次局务会议。这次出席人数比往常多，各矿正副矿长，室、处正副处长，医院院长等都出席了。王谈了军事形势和公司的打算。大意说，徐州附近将有一场大战。国民党军顶得住，矿区没有问题，如顶不住，两军将隔江对峙，矿区也就解放了。长江北岸将有一决战，也可能出现拉锯局面。公司方面准备于必要时将重要器材和一部分人员撤至南京，一部分到江西乐平煤矿。在会上，他还做了一些布置，如将基建性质的工程都停下来，赶运存煤等。
会后几天，他就带着私人秘书王裕和他的个人档案到南京去了。材料科将电缆、无缝锅炉钢管等整理待运。总务处也派人去南京料理房子。秘书室主任张友贤、惠工处处长徒时化也相继南撤。
这时，我估计到矿区解放在即，在和熟人交谈时，明确表示不准备离开矿场的意图。
1948年12月底，矿局的撤退工作准备差不多的时候，由李境代表王德滋召开一次局务会议，宣布王德滋的安排，并讨论撤退的一些具体问题。出席人员同上次。李境提出来要成立一个撤退委员会来执行这些任务。会计处长洪述彭(可视为常务董事尹仲客的代言人)提出，这个名称不合理，总公司并未通知撤退，矿局无权自行撤退。最后决定改为淮南矿务局非常时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机构和主要组成人员如下：
主任委员李境
副主任委员胡师童
运输组组长王豫萃（主办人员，主要办理器材的运送和安置等事项)
会计组组长洪述彭(办理费用事项)
情报组组长潘企之(交换各矿情况)
这次会议以后，撤退工作就公开化了。哪些人在南京分有房子也早内定过了。这次会议的记录，仍记在局务会议的记录簿上，一直保存下来。至于情报组的设立，是各矿怕逃不及，沿1947年的惯例，通过秘书室互通消息，其实，只是形式，真情另有渠道。那时秘书室主任张友贤已离矿，这差使就落在我头上。
三、动员技术人员迎接解放
王德滋的撤退计划公开后，我就分头动员职工，留在矿山迎接解放。
这之前，淮南煤球厂厂长杨培纶的儿子杨毓英，抗战胜利后随孙毓琦去接收鞍山钢铁公司。不久解放军战略转移，国民党军队来了，鞍山就遭了劫，杨是逃回南方的。鉴于杨毓英的经历，又由于王德滋估计长江北岸可能出现拉锯恶战，因之对如何迎接解放，各人的心理是很复杂的。
我首先动员李颉晟、王克坚、赵在田、邰敔等，他们都同意了，并将眷属分头安置在江南，以便必要时自己可随解放军进退。施茂富、吴国华、王杉玲等也同意了。周志雄、陈银、张焕若等技术骨干也都留着不走了。李颉晟去动员郑雅棠时，他因为平时为了工作和个别工人发生过冲突，有顾虑。不过他把无锡家里的地址留下说，矿区解放了，通知他一下，他一定回来。他信守了诺言。
动员东矿副矿长李荣彰时，他也顾虑重重，他说，他是成天直接和矿工打交道的，难免有得罪别人的地方，万一发生麻烦，不好对付。我说：“他们不是不讲道理的，万一发生问题把你藏起来，避避风就是了。”终于说服了他，李荣彰留下来了，和他较接近的武羡民等工程师也留住了。
1948年九、十月间，我接到汪秀琦同志用张大煜同志的名义亲笔写给我的来信，要我将有关淮南矿的资料收集一份寄去。我当然领会到这是组织上为解放淮南做的准备工作之一。我立即整理了一套地质资料、工程记录、井巷开拓图以及统计财会等资料一大包，约1公斤，邮寄上海国际公寓××号张大爆收。当时，张和一位资本家合办一个铅笔厂，担任领导工作。
四、广大职工开展护矿斗争
煤矿局撤退人员和运走器材的行动一开始，就激起广大职工的反对，因而形成拥到火车站阻止器材装车、拦阻工程人员离矿的护矿斗争。同时还向淮南矿路公司提出发3个月遣散费的正当要求。
向公司提出这个要求(器材、人员、遣散费)迟迟未得到答复。淮南煤矿和淮南铁路的职工代表，在九龙岗一起开会，决定组织代表团到南京和公司当局谈判。并指定矿路两局的秘书，我和王庆覃当顾问，以备谈判时咨询。方刚在电话里通知我，并说当天下午就要动身。这3个条件完全符合护矿和广大职工的利益，我立即答应了。王则以病推辞。
当天下午3时左右，代表团在九龙岗车站上车。由路局派一辆机车挂一辆公务车组成专车。20名左右的代表中，我只认识方刚和韩景顺两位，在途中，经方介绍，认识了西矿机电工人李鸿祥。傍晚前到达合肥。第二天没有继续前进，而是到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去请愿。这时，我判定黄色工会在插手而警惕起来。到省府后，送上一份“请愿书”，省长李品仙根本未露面，由一位秘书长代收后讲了几句客套话就算完事。第三天，合坐一辆客车开往南京。代表团都住在黄色工会的总工会内。我是受国民党通缉过的人，住在那里不便，就到淮南矿路公司营运处投宿。晚上，遇到营运处副处长洪种平，通过他挂了个长途电话给王德滋。说明来意，并请公司速派员来南京解决。
次日早晨，营运处就接到上海总公司的通知说，公司已派协理徐韦曼乘夜车赶来南京，预约代表团在当天下午2时集合在营运处谈判。谈判按时在会堂兼食堂举行。三个条件全都答应了。代表团在黄色工会指使下，还准备于翌日向国民党社会部请愿。我的任务已圆满完成，便独自乘火车先回淮南了。
五、淮南矿路公司驻矿各单位非常时期执行委员会和淮南的解放
淮南矿路公司在矿区的事业，除煤矿和铁路外，还有电厂、面粉厂、煤球厂和田家庵营运处，共6个单位。1948年12月，淮海战役节节胜利，这个单位的头头，除胡卫中(路局副局长)、胡师童(矿局副局长)外，都先后离去，生产也趋停顿。公司来电，6单位合署办公，成立淮南矿路公司驻矿各单位非常时期执行委员会，并指定胡卫中任主任委员，胡师童副之。办公地点在路局胡卫中办公室外面的一大间。胡卫中征求我是否愿意参加，语气中希望我能参加。我同意了。后来，他又约我到他办公室，当时没有他人在场，他告诉我，他接到解放军某部郭政委和刘宠光的书面通告，要他出来维持矿区的完整等待解放。他问我怎么办，我当然表示极力支持他出来维持大局。
1948年12月底，赴宁交涉代表团回矿不久，矿路公司就履行了3个条件。1949年初，矿局科级以上职员留下的，除胡和我之外，有总务处副处长张树楠、事务科长林祖肯、煤务科长邰敔、财务科长赵事贤、惠工处副处长廖达辉、机电科长李颉晟、九龙岗东矿副矿长李荣彰，此外还有九龙岗西矿副矿长赵再田，大通矿矿长张光正、李栖凤等。他们说共产党来也要开煤矿，他们是吃煤矿饭的，到哪里都一样。这也稳定了不少人的思想。
1949年1月16日中午，廖达辉跑来找我说，国民党刘汝明部准备撤走，拉来一车厢炸药，在撤走前要炸毁矿区的机器设备。“两胡”正在和刘交涉。廖说，当天下午驶往南方的煤车是最后一列了，他一定要乘这列车南下转广州，他是广东人，新婚不久，眷属在广州工作。我想动员他留下，因上述原因未果。他答应维持到最后，他知道，全局的工人名册和工资账册都在他手中，关系重大。事前我和他约好，同意他的安排，并表示，届时如有人不放他走，我顶替他的职位。
我们俩来到九龙岗火车站，那里果然有一辆闷子车停在站台上。我就履行诺言，帮他爬上煤车南归。这时，大家意识到矿区临近解放了。“两胡”一方面和刘汝明应酬，同时，据说张子敬从南京将国民党国防部给刘汝明缓炸矿区的命令全文通知两胡。
1949年1月17日是矿区十分紧张的一天，担心挨抢。吃过晚饭，照例坐在收音机旁，收听上海台和新华台的新闻广播。9时左右，西方传来几响枪声，不知出了什么事。于是跑到路局胡卫中的办公室，了解情况。
到时，办公室里挤满了人。胡师童、张赞元(路局会计处长)、陈梦麟(矿路警察总所督察长)等已先在。胡卫中正在和驻大通矿的警察分所通电话。在通话中，不知道向大通矿进攻的，是土匪还是解放军。胡卫中当即命令派几挺机枪乘单机(火车头)去大通增援，一方面打电话给路局机务段调单机，一面又电话关照大通的警察分所，要他们派人绕道到田家庵了解是否到过解放军，并嘱咐他们退守碉堡，不要出击，枪亦只朝天放。胡说，要是土匪，他们知道有准备，估计不敢妄动；要是解放军，进了矿也无碍，一切等天明了再做安排。这时已过子夜。我回家吃点东西又回路局办公室，枪声稀稀拉拉，时断时续。到黎明5时左右，枪声停止了，知道来的是解放军部队，大家奔走相告。
1月18日中午，这支部队开进淮南村，居民夹道欢迎。在淮南村北门外广场开了个群众大会。连指导员霍大儒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宣布淮南矿区解放了。（特约撰稿 潘企之）
(此文原载《淮南文史资料选辑》1984年总第三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