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弃其余鱼”的道家智慧与精神

“弃其余鱼”是出自《淮南子·齐俗》中的成语，也是一个与中国道家先贤庄子有关的历史文化典故。

《齐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庄子的好朋友魏国的相国惠施途经“孟诸”这个地方，队伍前呼后拥，“从车百乘”，好不煊赫威风。庄子看到后，却深不以为然，故意将自己碗中没有吃完的鱼倒掉，以示对这位爱慕虚荣，浮华不足的朋友的讽刺和批评。

《齐俗》中记载的这则庄、惠故事，在南北朝时期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中也有提及。无论是早出的《淮南子》，还是后有的《颜氏家训》，在使用“弃其余鱼”的成语典故时，都意在比喻为人应该节欲知足，而非贪心不止。

从“弃其余鱼”中，我们实际上能够感悟到深刻的道家人生智慧与精神，因为它不仅告诉我们，人生要能知取舍、守本心、善处世，而且也警示我们世俗物欲无有止尽，如若不知反省，只会丧性失情，迷心不返，变为浮华物欲的奴隶，找不到自己人生真正的快乐和意义所在。

庄子和惠施是极好的朋友，都极富辩才，平生交往颇多，二人之间也有相知相得之谊。但惠施长期从事政治活动，身为魏国的高官，功名利禄之心很重，虽然能与庄子这样的布衣之士相交游，但毕竟人生理念及生存环境有着很大差异。因此，惠施与庄子之间在精神层次存在一定的距离，二人所追求的人生理想目标与状态迥然不同。

在庄子看来，“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真正的有道之士必然能够“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对世俗的富贵功名有着超脱性的彻悟与放弃，不再将其看作是人生真正追求的价值目标。相反，有道之士深刻懂得老子所言：“知足者富”“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人生哲理，能够不“以物为事”，最大程度上节制欲望，淬弃浅薄的虚荣之心，将自己身心的善待畅适视为最根本的人生价值理念与追求。庄子之所以会“弃其余鱼”，并非是出于狭隘的嫉妒心理，羡慕朋友的权势地位、荣华声威，而是在内心深处表达出一种深刻的“不认同”，叹息朋友仍然在精神上局限于贪恋物欲、心迷利禄的人生困境，身在其中而不知反省和解脱，如此以往，只能是身为“悲人”，难逃为人之“累”。

庄子认为，人生真正的快乐来源于自我身心的自在解脱，而非世俗的“富贵寿善”“身安厚味”“美服好色声音”。如果人们只知将自己的快乐寄托在这些物欲化、功利化的外在享受上，那必然是“苦深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的消极状态，导致身心疲累，无法轻松自适，获得真正的精神愉悦。因此，“从车百乘”的惠施，在好友庄子眼中，虽然看似享受到了物欲化的“俗乐”，但他却根本体验不到来自人生内在需求的精神“至乐”。

“弃其余鱼”，庄子所“弃”的不是“鱼”，而是“余”！身为现实世界中的普通生命个体，庄子也无法摆脱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同样需要解决自身的衣食住行问题。但是，庄子深刻地明白：过度贪慕追求那些超出于自身生存需求的外在物欲，最终只会“异化”自我的精神生命，将自己变为“欲壑难填”的物质奴隶。庄子用道家“知足常乐”的智慧与精神为自己的现实处世行为画出了一条理性的“边界”，用“弃”“余”作为根本的人生取舍之道，以此实现精神自由与独立的生命理想。也由此可见，尽管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惠施常与庄子并提而论，实则庄子的人生境界要远高于前者，二者之别犹如“鲲鹏”之于“燕雀”！

庄子曾与惠施还有过“濠梁之辩”的著名公案，这也是一个与“鱼”有关的故事。“濠梁之辩”看似是二人围绕“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论辩游戏，但如深入思之，却可发现：惠施所说庄子“非鱼而不知鱼”的看法，真正意义上反映出他与后者精神层次与境界的差异性！因为庄子讨论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哲学命题或逻辑议题，而是他所信仰与坚守的道家人生理念。如果没有“弃其余鱼”的“知足”智慧，庄子又如何能与濠梁之“鱼”实现天人合一、人鱼相融的自然“物化”境界呢？只有不著于物、不迷其心的有道之士，方能与“万物”为友，体会到一种超脱性的精神快乐，获得源于“磅礴万物以为一”的价值充实感。

我们今天重新玩味《淮南子·齐俗》中“弃其余鱼”的成语典故，从中既能感悟到庄子为代表的中国道家先贤明悟人生、善于取舍的智慧所在，也能在千载之下，依然感受到他们素洁自守、洒脱不俗的人生风采！这实在是令人不由心生钦慕之意……（高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