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许多多用过的物什，都像过去的一天天，被岁月之河悄无声息地带走。可我的那个大木箱，却在岁月流逝中沉淀板结成我记忆的码头。

早在我考上高中的那一年，心里装满着我的未来的老母亲，就让两位哥哥将房前自家栽种的一棵大杉树伐倒，准备风干后为将来考上大学的我，打个既结实又美观的大木箱。

好在我没有让深谋远虑的母亲失望。高考分数揭晓后，母亲便请来邻村的余姓老木匠。他为人厚道、手艺精湛，曾为我家做过很多木工活。当得知此次是为我打造一个“跳出农门”的大木箱，祝贺、恭喜后，便一丝不苟地操作起来。箱子打成后，又安上了漂亮的暗锁。余老木匠就像写出自己代表作的诗人、作家一样，颇富成就感。

接下来，母亲又请来闻名全乡村的杨姓中年漆匠，用上好的漆料，将我的大木箱漆得油光发亮——箱子正面可将人影照得一清二楚，堪比一面大铜镜。随便一点灰尘落上去，都成了“癞痢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由于木箱太大：长宽高大约分别为三尺、二尺五寸、二尺。凭我一己之力，带上它恐怕寸步难行。加之我从未出过远门，母亲便让农闲时经常到全国各地弹棉花、打棉被的大哥送我去苏州上大学。记得那是1986年9月上旬的一天，我们先乘车到了安庆，在外婆老俵家住一宿后，第二天凌晨乘坐由安庆直达苏州的长途汽车。因箱子太大，只能用网兜将其罩在车顶。

到校后，我住的是四人一间的学生宿舍。宿舍左右两边各放一张上下铺的铁床，中间是四人共用且各有一个抽屉的木桌子。我被分在右下铺。于是，我就将大木箱子放在我的床头。睡觉时，衣物尽可放在上面。

我的大木箱子里装着一床大棉被。大学四年，我一直是垫一半盖一半。春秋稍热时盖大被里子，夏天时盖被面。来回就这么折腾。刚到学校时，我的大木箱就引来了同学们好奇的目光，再加上后来他们了解到我的大被子，“双大”几乎成了我在同学们那里的代名词。

四年间，大木箱与我朝夕相处。我把需要上锁的秘密、珍藏的书籍、洗换的衣物等都交给它全权负责。它也极尽职尽责，既解我后顾之忧，又敞开胸怀，接纳我给予的一切，从无怨言。

毕业时，我将想带走的东西，包括我在全校中国象棋赛中的冠军奖品景德镇瓷瓶、全校歌曲戏剧大赛奖品宜兴陶瓷老虎、剪贴发表作品所赠样刊样报的集邮册、心爱的书籍等这些我视为至宝的东西都交给了它。它成了我的名副其实的“百宝箱”。尽管托运中费尽周折，但它不辱使命，圆满完成我交给它的所有任务。

到单位报到后，我又被二次分配。在我的请求下，单位特地安排去局机关拉货的车辆，将我的大木箱拉至我与同事合住的单身宿舍。它成了我当时唯一的私有财产。

结婚后，我拥有了一套在老家用实木打好，然后通过到淮南来拉煤的村砖窑厂的大货车捎来的较为齐全的家具。但它们也替代不了大木箱在我心中的地位。直到2005年底搬家时，老家具因式样过时而转赠予他人。可我仍然把大木箱留下了。只是在妻子的一再劝说下，我才同意将其拆解，然后用它的木板去做我书房里书柜上的隔板或门板。拆的时候，我躲得远远的，不敢正视，我怕大木箱责怪我无情……其情景极似母亲当年每逢杀猪匠手持利刃，屠宰自己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过年猪时，躲在一旁偷偷流泪的样子。

令人欣慰的是，我的大木箱其实只是换了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而已。它仍然替我托着缕缕书香，陪伴在我身旁。(徐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