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的外贸事业，是从建国后田家庵区公盛皮毛号收购畜产品调上海出口开端的。改革开放后淮南经济发展壮大，在安徽省16个地市中，工农业生产处于较为先进的位置，为外贸收购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到1991年，已由单一的畜产类5个品种，发展到土、畜、粮油、化工、医药、纺织、轻工、工艺、五矿、机械十大类70多个品种。

在改革开放前，外贸经营权是经国家批准、由有关公司经营进出口商品的特殊权利。全国只有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5个外贸口岸（简称“广大上青天”），外贸部直属企业及5个口岸公司可以进出口经营，改革开放后，国家先后对经济特区和十四个国家开发区、省级外贸公司批准了进出口经营权，促进了经济发展。

1990年国家一方面对计划、外贸、金融、外汇等进行全面改革，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开展公司大整顿。1991年底合肥做为省会城市获得了进出口经营权，安庆、蚌埠等城市也向省政府请示，要求向国务院争取批准外贸经营权。

我当时在外贸局经办信息工作，每半个月向市委、市政府和市有关委办局等编写、报送《外经贸信息》。由于在办公室工作，与省外经贸厅比较熟悉，得知各地市争取外贸经营权的情况后，我于1992年1月编写了《我市争取外贸进出口经营权面临机遇和挑战》的信息。没想到这篇普通的信息，得到了时任市委书记宋孝贤的重视，他批示“外贸经营权对淮南扩大开发意义重大，请李振华、杨爱光同志抓紧此项工作，要安排专人负责办理，不然错过机遇就难了”。当时淮南城市面积小、供货资源少，外贸收购与安庆、蚌埠、阜阳等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淮南工业基础比较扎实，在争取全国、全省出口产品基地建设等方面有优势。在申报调度会上，当有人说我们争取进出口经营权条件不好，还是等等吧。时任副市长杨爱光说：什么条件都具备了还要我们干什么，有条件要干，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市统计局负责人和有关委办局的领导也积极支持申报工作，解决申报工作中的问题，我们很快完成了材料编写工作。

由于市领导重视，市政府向省政府的请示很快完成公文申报程序，由市领导带着文件直接向省政府领导汇报，当即完成审批流程，批转到省外经贸厅办理。当时芜湖市市长赵衡衢刚转任省外经贸厅主任，他对地方争取外贸经营权有更深刻的认识，积极支持淮南申报外贸经营权。他在正式行文上报国务院和外经贸部之前，先和杨爱光等到外经贸部汇报。时任副部长李岚清（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汇报后指出，国务院要求“八五”期间一般不再批准新设专门从事流通领域经营的进出口公司，个别特殊需要设立的，须由经贸部从严审核，并报国务院批准。

北京之行坚定了申报的决心，安徽省政府将淮南申报外贸经营权的请示上报到国务院和外经贸部。但就在此时，国家对批准外贸经营权确定了主要原则，安徽因不了解情况，一些指标没有在文件中反映，上报后反而不利于审批。而此时安徽省政府的请示文件，已由机要传递的“铁盒子”上报在北京的路上，省政府办公厅也没办法解决此事。杨爱光副市长带着董金龙副局长和我，向在中央警卫局任警卫处长的陈传阔大校（后任武警副司令员、中将）介绍了情况。陈传阔对家乡的发展非常热情，经他协调后，让我到国办和经贸部将文件取回，有惊无险的解决了问题。

批准外贸经营权由经贸部审核、国务院审批，负责审批工作的国务院领导是朱镕基副总理。陈传阔安排朱副总理的警卫蒲参谋，请他带着杨爱光副市长、董金龙副局长和我，向朱副总理办公室曾秘书汇报淮南争取外贸经营权工作。曾秘书对淮南作为资源型城市，争取外贸经营权很支持，我们很受鼓舞，对争取经营权更有了信心。

在文件上报待批期间，宋孝贤、李振华、杨爱光等领导要求淮南外贸要安排专人，在京跟踪办理，没有批复，不准回来。我在京一个多月期间，每周两、三天到外经贸部贸管司联系，时间长了与他们建立了良好关系。期间杨爱光、杨远到北京，为了方便联系就住经贸部招待所，我们三人和其他地区的人住一个房间，贸管司领导来到我们住处后，也为我们朴素的生活和勤奋的工作所感动。通过各方努力，终于获得了国家正式批准成立“安徽省淮南市对外贸易公司”、批准公司章程和进出口商品目录的批文。外经贸部在进出口商品目录上，给了淮南外贸很多的优惠和机遇。

淮南是全省第四个经国务院批准、由经贸部发文成立的地方外贸公司，在全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92年12月18日，时任副省长吴昌期等省领导亲自来淮南参加安徽省淮南市对外贸易公司成立大会，对淮南发展外向型经济表示祝贺。

改革开放使淮南外贸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淮南外贸公司获得的进出口经营权后，采取“一顶帽子大家戴”的开放经营，通过工贸合作、银贸合作、区域合作、贸贸合作等各种灵活有效的方式，先后与淮南天一袜厂、印染厂、中行淮南支行、寿县外贸公司等一起组建了18个进出口经理部，开展自营进出口工作，让淮南的产品直接出口到世界。(高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