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三中全会召开的翌年1979年底，我告别了珍宝岛的冰雪世界，转业来到了淮南，被分配到市财政局，参与了财税监察工作。倏忽之间，不觉十六年，市场经济的变幻沉浮，让龙腾虎跃的工业，变得苍老落伍，除了煤电，其它工业企业渐渐陷入了暮气，赖以生存的职工，也遇到了生活上的困顿。那时，我人生第一次遇到了让我大跌眼镜的事，上访！

有一家停产企业的职工在政府门前用绳拦住了洞山西路，阻断交通。也有企业的领导带着人到市财政局哀求给企业职工解决治病的医药费，而且言之凿凿：我们是国企，国家不管，谁管？凡此种种，至今让我难以忘怀。但我感到，共产党不会不问群众疾苦。共产党靠人民打下来的江山，共产党不为人民，这个党的命运还能长久吗？

果不其然，1996年10月，时任局长找我谈话，他严肃地对我说：“组织上决定让你来当社会保障科科长。负责全市社会保障的财政统筹工作。”

我当时愣住了，我来财政局16年，一直从事财政监察，每年在组织财税大检查中，都要为市财政挖出一批单位隐藏的资金，砍掉了不少在黑暗中幽幽生长的小金库，堵住了财政的“跑、冒、滴、漏”。而从事社会保障的财政统筹，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一切都要从零做起，困难重重。说实话，我有片刻的犹疑。

但我是一个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觉得，社保对我来说，不仅翻开了人生的新篇，对于淮南社会安全更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是淮南社会制度的探索，是淮南社会制度的再造！

建立社保，是淮南历史的重要一步，也是我人生的辉煌一步。

建立保障档案，核实保障基数，确定保障重点，解决之急，所有这些基础工作，都在我们与兄弟单位的合作中逐步建立。当基数上来了，保障重点摆在面前，当务之急逼在门口，所有一切的一切，就是钱。钱从哪里来？

当年十一月下旬，全省的第一次社保财务管理工作会议在巢湖召开。座谈会上，我大声疾呼，首次建立社保基金，铺底要厚，不能空转。这样才能日积月累，不断增加，有利于今后的保障。淮南是工业城市，正面临工业转型之痛，省财政加大对淮南的投入，将对全省社保是一个良好的示范。当年大声疾呼、慷慨陈词的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当年跟随局长或者自己单枪匹马闯荡省财政厅、千辛万苦、千方百计、千言万语的场景依然闪烁在眼前！

自己要挤。第一次安排社保预算，很有一番争执。百业待哺，处处要钱。能给社保安排多少呢？预算准备会上，大家都有道理。我是科长，我当然要据理力争。最终，当家吃饭，安全为上，当年局里安排了1.3亿之多。这对非常困难的财政时局来说，已经不少了。但我在算细账时，感觉还是差一点，便找到局长，请局长再给割一块来。我的理由简单，少一块资金，社会上就多一份混乱，哪一点照顾不到，哪个点就有人碗里没饭。民以食为天，财政再穷，也不可少了群众买粮买盐的钱。时任局长拼命地抽着烟，沉默久久，当时没答应我的请求，但很快在预算统筹会上说，“社保是个大头，也是个大问题，资金不足就保障不了。再难不能难社保，这样，再给社保增加400万元吧。”

而此时，淮南向省财政厅的努力也有了回报，省财政决定支持淮南7000多万的社保经费。这样，1997年度，淮南有近两个亿的资金保底，市委和市政府就可以大喘一口气了。

当拿着省财政这7000余万的通知凭条，我的眼底有些湿润。我只是财政的一名小兵，能争取这个资金，决不是我的功劳，但它能从天而降，饱含着我的小小努力。淮南人民安居乐业，有着我对他们的感恩和报答。

我记得到一家建材厂核实保障基数时，正好碰上职工在厂长室里诉苦。我一进去，厂长眼睛一亮，说道：“你们都走吧，救命的来了。”

职工不太相信，将信将疑地走了。我当时无法表态，但核查无误后，依法同意拨付了这笔资金。已到年底，这位厂长给我打电话说：职工都来感谢我，我对他们说了，你们要感谢的，真的不是我，而是党和政府，包括年初财政局来的老刘。你们还记得吗？职工们都点点头，说，怎么不记得？
我在社保岗位工作近三年，虽然时间短，但在财政战线上确实是出成效的三年，是挺进社保领域里三年。短短三个年度中，淮南市财政局有两年被省厅评为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先进单位。我是创建者，更是这个伟大历史的见证者。(刘允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