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阅读《天空的流浪者》《鸟儿歌唱的地方》《寂静的森林》这三部散文集的过程中，每每会想起泰戈尔这位东方的灵慧诗人，同时也想到了海德格尔晚年在黑森洲的隐居和哲学思考的转向，他的后天人合一的哲学，给予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期的人们以灵性的启迪。

新世纪之初，尽管散文领域内动物题材的作品数量上越来越多，层次也更加丰富，而关于鸟类的观察和记录，规模性的涌动则是近些年生态写作成为热点之后的事情。叶梅、祖克慰、罗张琴、王族、傅菲等作家纷纷调整聚焦，将观察视角投射到鸟类群体之上。但是像高维生一样，集中于某一个地域，将留鸟和候鸟统于一体加以系统性的构建，尚属罕见。程虹教授在《寻归荒野》一书中总结了自然文学的三大特征，其中，强调地域感就是其中一个点。以此观照高维生“长白山鸟类三部曲”的话，在外在形态上，高维生的自然观察笔记或者说生态写作，就具备了两个较为突出的棱角。一方面，他笔下的鸟类落地于长白山区，在原生性的勾勒基础上，凸显长白山鸟类的丰富与多元。这其中，富尔河的地名贯穿于三部散文集中，如果说长白山尚拥有大区域的特性的话，那么，富尔河则是作家展开自然观察的具体载体，但在这个小地方上，集束了不同鸟类生存斗争的光芒。除了独特的地理单元之外，作家笔下还记录了诸多长白山独有的树木，虽然它们承担了辅助性的功能，但这些植物同样指向地域性的独特；另一方面，通过两年的观察积累，在扎实的田野经验基础上，作家已经掌握了井口深挖的规律，搭建了生态写作的纵深。

生态散文是一种知识和经验紧密结合的散文体式，经验赋予生态散文特有的笔力、个人化叙述、感染力，知识体系则赋予生态散文观念上的明确指向。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序言中指出：“野生的东西在开始被摒弃之前，一直和风吹日落一样，被认为是极其平常而自然的。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一种平静的较高的‘生活水准’，是否以值得牺牲自然的、野外的和无拘束的东西为代价。对我们这些少数人来说，能有机会看到大雁比看电视更重要，能有机会看到一朵白头翁花就如同自由谈话的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他的这一番话道出了一个先驱者的先见之明，在工业化、城市化急速狂飙的时代里，人和自然之间同样处于急速分离的过程中，不仅自然景观被人类进步的科学技术所改造，更重要的是，地球上几乎每个角落都在遭遇物种多元性被破坏，生物多样性的退化一方面给人类生活带来现实的危机，另一方面，源于人与自然的加速分裂，使得人类在精神层面走向了和谐的反面。基于高度物化的现实和人们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崇拜，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忧心忡忡地发出预警，他认为如此下去，人将从人退回动物，甚至蜕变成怪物。环境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双重重压之下，今天的人们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保护环境是第一步，善待动植物，生命伦理应该外扩到生物圈，这是第二步，而回到自然中去，与自然展开对话，构建主体心灵的和谐，更深刻地去理解生命，则是更高的一步。

“长白山鸟类三部曲”在体例上大致相似，每一本散文集皆由三个小辑构成，其中前言和后序皆由作家亲手制作，从中可见高维生的真实体温和内心波动。三部曲中，除了精确的观察和记录之外，作者还代入了其他的线索。因为作家的童年就是在长白山脚下度过的，所以，诸如童年的追逐、攀登经历，朋友姐夫讲述的故事过往，山民的自叙，另有其他插入性叙述。以上这些片段在作品中承担了调整曲线的功能，如此避免了记录的平铺。就观察对象而言，有留鸟也有候鸟，这样，季节变迁下长白山的自然气息一一呈现；有天空中的猛禽，鹰隼类就有十几种，各有其习性和领地，也有树枝上栖息的体型柔弱的鸟类，这一类的记录内容居多，另有水陆两栖或者水上活动的鸟类，如中华秋沙鸭等。为了准确描摹笔下鸟类的生活习性和外貌特征，作家多采用地方俗语、谚语的用法，像水扎子、大头蛮子、蓝大胆、土豹子、夜猫子、小胖墩、马姑友子等，这些鸟类的名称可谓又土又形象。

谈及生态理念，《寂静的森林》中的第一个作品《老鹞子》恐怕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在富尔河畔，作家偶遇雀鹰捕杀喜鹊的行为，这个时候，哪怕是弹动树枝或者扔出一块小石头，就可以解救喜鹊的生命。然而作家最终做了旁观者，他是如此自道的：大自然的法则就是如此残酷，弱肉强食，我不能参与进去，破坏生存的食物链条。作家在此处的无所行动，与野外摄影师在非洲的境遇，动作一致，规格同一，皆表达了对自然法则的充分尊重。(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