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淮南日报”的征文，点燃了我心中的火，这些日子我心中十分不平静。
我回想六十三年前，我是淮南中学（淮南一中前身）的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十四岁），当时的淮南中学在贫穷落后的姚家湾农村，校门口拴着老牛，学校连条水泥路都没有，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我到校门口散步看到一个绿色的筒子竖立在校门口，十分显眼，人们都说这是邮筒，以后不用去邮电局寄信了，把信投放里面就行了。十四岁的我激情冲动，由此产生灵感，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写成了小诗“俺村有了邮电局”，贸然把这首小诗投向《淮南工人报》（《淮南日报》前身），竟然于1957年7月12日在“淮南工人报”文艺副刊“百花村”发表了。三版编辑刘骥老师写信鼓励我，校长魏群在会上表扬我，老师和同学们都夸我是“小郭沫若”，当时我不知道郭沫若是干什么的，我到图书室借来郭老的“洪波曲”仔细阅读，一时昏昏然，从此我走上了热爱文学，喜欢写作的道路。1958年我被发展成为安徽文联的会员，当时淮南有三人，大通矿肖香远和都来宾。凭着当时一点阅历和激情，给《淮南日报》《安徽诗歌》《江淮文学》投了不少稿子。也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和杂文等。当时我和同学孙登科经常讨论写诗的事情，他几十年在基层煤矿工作，十分接地气，至今还在《淮南日报》上发表诗文。我在一中高中期间，张训校长亲自组织我和肖传新等同学写“教育革命红花开”反映一中教育革命的剧本，平时还经常向学校广播站写稿。
1961年秋，我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安徽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当时魏群校长已调任市委宣传部工作，他在省委党校学习期间，还专门接待我鼓励我。他说：中国传统文化文史哲学是不可分的一家，要求我报考哲学系。在安徽大学读书期间，我几次参加省文联举办的文学讲习会和诗歌朗诵会，结识了菡子、陈登科、严陈、张万舒、余照望等知名诗人作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人生和创作的知识。特别是1963年秋，我参加省宣传口在六安双河区的“社教”工作，当时和苏中、陈登科夫人倪振华等知名作家、评论家、剧作家一起，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做人及写作的知识。
1963年，我在省社教工作队，抽往舒城县桃溪区石岗公社青墩大队工作，住在社员郑大妈家里，晚上睡觉时，因为没有枕头，我看到郑大妈用一个毛巾包着一个旧的花棉袄给我做枕头，我说：“大妈不用了，我带的书可以做枕头。”郑大妈执意给我那个旧棉袄，我一看那个棉袄旧的发亮，郑大妈告诉我，这是她太姥姥出嫁娘家给送的，一共四代一百多年了，都是陪嫁的衣裳，郑大妈说着说着眼泪掉下来，叙说她四代穷家的故事，我也跟着哭了，整个晚上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觉，第二天我感情冲动，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以此为素材写出了“百岁袄和她的主人们”我含泪写好了此文，把它寄到了安徽日报社。1964年4月20日，安徽日报第三版发表。安徽日报第三版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轰动效应。后来新华社转发了我的文章，全国各大报刊纷纷转发新华社电讯稿，《安徽人民出版社》、《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都作为单行本发行。尤其1965年秋天，六安地区7个县初中毕业升学作文题是读这篇文章“百岁袄和它的主人们”读后感。当时中苏正在论战，中央发表了“十评”。新华社发的通讯统称为“北京声音”，我享受了如此高的声誉，实在是终生难忘。
2015年，抗日战争70周年为响应《淮河早报》征文，我回忆起我六岁时在山东枣庄参加过儿童团查路条的故事，当时枣庄地下党武工队长张协同志（原省委候补委员，化三建党委书记）发展我姥爷张吾灿当村长，我经常到村里去玩，参加了儿童团。有一天我一大早斜背着大刀，神气十足地从围墙的一个豁口走到城外的一个土坝子上上岗放哨，遇到来人查路条，若没有路条，就用石块划一个圆圈叫他站在里面，我到村里找儿童团领导来，进行盘查后放行。我把这个经过写成文章“我当抗日儿童团员查路条”发表在“淮河早报”征文版上。后被评为者征文特等奖。
1972年，母校安徽大学哲学系主任蔡德麟教授（后任安徽大学及深圳大学校长）委托我在淮南开办安徽大学大专班及研究生课程班，淮南等地不少县以上中青年干部,200多人都来我这里报名，毕业后不少毕业生走上了中央、省、市、县领导岗位，或是单位骨干力量。对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影响很好。办学期间感谢“淮南日报”在招生期间为我做了许多招生广告，为安徽大学招生做出了巨大贡献！
岁末年初，2019年12月30日我走到报社资料室，临近中午下班了，资料室左老师热情接待了我，我说经询问报社几位领导，都说资料室尚有五十年的报纸，我请左老师帮我查一下我发表的小诗，左老师非常认真地和我一起翻阅50年代的报纸，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我发表小诗的那张报纸，当时时间已经中午十二时多了。几十年来报社人的艰苦奋斗，与人为善，努力向上的好传统，好作风，跃然眼前，令人赞佩！
七十余载，我从一个初中生到一个老者，从省市机关工作人员到厂矿和学校的负责人，我都以淮南日报那首小诗做为起点和动力，不忘初心奋勇前进，我和“淮南日报”结下了深深的情结。(张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