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寿县2600多年的文明史上，产生了许多清官廉吏。他们中有的以清廉传世，有的以不计得失扬名，有的以敢于直言，不畏权势流芳。千百年来浩然正气，清风惠政，让人们以史为鉴，清正为官，廉洁为人，为廉政文化续写新篇章。

廉政文化的滥觞得从楚国令尹孙叔敖说起。孙叔敖 “三为令尹（相当于宰相）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忧”（《吕氏春秋·侍君览》）。他曾说：“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录而施愈博，位兹尊而礼愈恭，是以不得罪士民也”（《荀子·尧问》）。他任楚相12年中，施教导民，吏无奸邪，盗贼不起。孙叔敖是百姓心目中的清官，可是他死后，儿子却陷入贫困之中，穷得卖柴为生。孙叔敖的好友优孟装扮成“孙叔敖”向楚庄王进谏，才使孙叔敖的后代摆脱窘困。

“时苗留犊”的掌故，出自《三国志·魏书》卷23《常林传注》：“时苗，字德胄，钜鹿人也。少清白，为人疾恶。建安中，入丞相府，出为寿春令，令行风靡。”东汉建安时，时苗用黄牛驾车千里迢迢来任寿春令。居官岁馀，黄牛生了一头小牛。当他离开寿春时把小牛留下了。谓主簿曰“令来时本无此犊，犊是淮南所生有也。”群吏曰：“六畜不识父，自当随母”。时苗婉拒大家的心意，在百姓们依依惜别声中留犊而去。人们感其清廉，就把小牛饮水的池塘称为“留犊池”。明成化年间，寿州知州赵宗，始建时公祠，供邑人祭祀。后年久荒废。现在的时公祠，为1990年当地政府拨款重建。所在街巷称“留犊祠巷”，成为人们接受廉政教育的著名历史文化街区。

清官任何时候都会受到人们赞誉。唐人李翰在《蒙求》中，把“时苗留犊”作为儿童启蒙教育的典范。蒙学读物《龙文鞭影》、《幼学琼林》，都载有“时苗留犊”的掌故。许多地方官员和骚人墨客常来留犊池畔瞻仰凭吊，留下许多赞颂时苗的诗篇。明代寿州主事董豫在《留犊池》一诗中写道：

去任无惭到任时，独有一犊留斯池。

廉名不特当时重，遗爱能令去后思。

千载清风垂古史，半池明月映荒祠。

停骖几度池边立，漫剔苍苔诵勒诗。明代寿州人张鞁诗云：

来一牛来去一牛，清风高节至今留。

岘山堕泪碑犹在，南国甘棠诗尚讴。

雨后池青新旧藻，祠前月白古今秋。

惭无健笔追公德，独把椒浆奠一瓯。

时苗留犊去，清廉美名存。在宋代，被世人称为“一门三相”的“三吕”，即吕夷简、吕公著、吕本中，也在史册上留下光彩的一页。吕夷简，字坦夫，寿州人。宋真宗时举进士。在任职期间，屡次奏事，建议取消农具征税，减轻伐木民工劳役之苦，真宗皇帝称赞他“有为国爱民之心”。仁宗初年，刘太后临朝十余年，他出任宰相，阻止浮费。仁宗亲政后，他仍为宰相，上疏八事：正朝纲，塞邪径，禁贿赂，辨佞夭，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庆历三年（1043年）病故，帝对群臣涕曰：“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

吕夷简之子吕公著，幼年好学，废寝忘食，善思慎行。《宋史》称吕公著“暑不挥扇，寒不亲火，简重清静，盖无禀然。其积虑深敏，量闳而学粹，遇事善决，不以私利害动其心，与人交，出于至诚，好德至善”。

吕公著之曾孙吕本中，南宋著名诗人。历任济阴县主簿、枢密院编修官、祠部员外郎、中书舍人。由于他敢于直言，不畏权势，因而得罪权奸秦桧，被罢官。吕本中仕途不得意，而诗却已负盛名，自言传“江西诗派”衣钵。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领导下的以为大众谋利益为己任的人民公仆，更是勤政为民、心系百姓无私奉献的楷模。无产阶级革命家孙大光，系堰口镇人，他生前心系家乡教育，捐资兴建了寿县一中春晖楼、堰口中学光华楼、正阳中学春光楼。他心系桑梓，热心助学的事迹更是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

在寿县历代为官者，有清廉之风者尚有很多，他们以自己的浩然正气、清廉之风丰富了廉政文化，值得后人仿效和学习。(赵鸿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