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首新诗开始到今年，中国新诗诞生已经一百年了。一百年，围绕新诗的成败和发展，争议始终不断，观点纷纷扬扬。全国各级各地都在开展纪念活动，作为一个诗歌作者，我也在进行个人的思考。说实话，我对中国的新诗是充满信心的。在当下的中国，写诗的人很多，读诗的人也不少，一遇到重大事件，诗歌总是极为敏感地积极参与，使事件朝着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我不仅订阅了很多诗歌刊物以及综合类的文学刊物，而且经常在网上、从书店里购买诗歌专集，努力使自己对当下的诗歌保持在场的状态。
不容否认，诗歌写作存在一些问题，人们对诗人的评价众说不一。不光是诗人，整个文学的地位都在下降，或者说回归平常。从科举时代神圣如星辰一般逐步式微直至现在落入凡间，导致了写作者本身不重视、不严肃、不坚守、不专心，因而写不出好作品。这个很不应该，是人都在凡间，诗人也要吃饭睡觉排泄，过凡人生活，这本来就不必要抱怨，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本分。宁静致远，诗外的事情少一点，用于诗内的精力、时间就会多一些，诗里的功夫就紧凑一些。我就不喜欢那些打扮怪异、整日神经兮兮的“艺术风范”。外在是结果，内因是根据，有什么样的装束就有什么样的内心。很多人写诗也是这样，不好好说话，把词句弄得颠来倒去，看上去也像人一样疯疯癫癫的，仿佛神秘了，“诗意”了。我倒觉得，它们不是诗，甚至不是语言。
好诗还是靠内容，靠情感，靠内在的东西去打动人、感化人，使人享受到美感，体验到诗意。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之所以能让所有中国读了都与他一起落泪，因为他写出我们共同的情感，使我们在阅读时得到相同的体验。
每个人内心都有诗意。诗歌要落入人间，要有温度，有光度。诗歌是有生存空间的，曾经有人说过，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诗人，但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或多或少存在着诗意。诗意这个东西，听上去很抽象，很玄乎，其实也很具体，很真切。诗意是自己的，就像我们对一段文字、一幅画、一部电影等等吧，突然有所感悟，觉得其中有些内容碰触到心里敏感的部分，它让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它让我们想到了过去，想到了未来，想到很多失去的或者想要的东西。比如我们读“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读到“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读到“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庞德《地铁车站》），等等，我们心里立即起了波澜，人在无际的时间、空间里漂泊无居的忧苦很快占据了所有感觉。我觉得这就应该是感受到了诗意。我们经常能遇到，一个从来不写诗的人，甚至不识字的人，突然说出一两句极富诗意的话来。我认为这一点也不奇怪，荷尔德林说，人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生活本身就是诗，有一个人发现了、感受到了，记录了下来，甚至再提炼一下，表达出来，就可能是能触动我们的好诗。从这一点来说，诗意无处不在。
需要用诗歌来表达的内容太多了。说到这，我还想说，每个人都是需要诗歌的。孩子生下来到一周多，开始学说话了，我们就让她背诗，我们相信“熟读唐诗三百首”对语言学习对生活实践的好处。人生活在具体的世俗条件之下，要吃饭，要穿衣，要行走，要居住，要有爱，要有情，还有其他欲望，无边无际的。我们就是在这些具体的世俗包围之中，一步一步向生命的终点迈进的。作为个体，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明自己和别人活得不一样，我们有想法，有目标，有我们自己独特的感受和享受生命的方法，与某一句诗、某个诗意的方式对应着、联系着。艾米莉在《我是为美而死》写道：“我是为美而死——被人／安置在这个坟冢／有人是为真理而亡的，也被葬在旁边的穴中／他曾轻声问道‘你为何而死’？／‘为美，’我回答／‘我，为真理——两者都一样／我们是兄弟，’他说话／就这样，像两个男人，相会在这个夜晚／隔着墓地交谈／直到青苔爬到我们唇边／将我们石碑上的名字遮掩。”这是我最喜欢的诗之一。在美国，在十九世纪，遥远声音，十分的清澈。没有时间的界限，没有空间的隔离，更没有语言的陌生，它给了我诗意的感觉，一切都自然而然的。这首诗里，她虚构了一个情节，深夜里，坟场中，两个相邻的墓穴，两个人的灵魂，隔着坚实的墓地把声音送给对方；她建设了一个信仰，世界上从来没有孤独和寂寞，这样的方式应该比生命之中的所有方式都要长久得多，他们的方式应该成为我们活着的人希望。隔着长长的历史、地域和文化，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读出，我们都在追求生命的意义。
真情实感是诗歌的生命。人类进入文明之前，没有语言，没有文字，个人的内心不为他人所知，人的思想埋藏于身体深处的黑暗之中。文明的意义应该是用文化作为工具对人们的思想进行照亮，使人内心阴暗被消除，心情变得光明磊落，人们的思想可以相互看见、交流，人与人之间能够顺利沟通、相处。文字工作者这个角色应该承担起这个任务，用在场的优势把生活照亮，使更多的人看到，感受到美好。诗歌、语言、文字虽然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但它们已经十分抽象，离生活本身十分遥远了。一个表达能力十分高强的诗人，一定会沉入到生活的细部，尽量对生活进行还原，使我们从诗句里读到生机勃勃的生活。只有在现实生活的土壤里，诗歌才能获得完整的生命，像土地上的庄稼、草木、花朵，既丰富多彩，又生机盎然。
诗歌的创作需要技巧，需要技术。技巧在于发现，技术在于整理和修剪，它们会使诗歌更好看，更容易被人接受，但它们不是诗歌本身。技巧是在修路，路修好了是为了更好走，更快捷地抵达目标。路是当然用来走的，是我们抵达目的地的工具。我们不能只让人们看到路很好，把路扛在肩上，举在头上，到处炫耀，你看看我的路不错吧，你们都来学我的路吧。结果弄得自己的脚都没有地方放了，也就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导致前不能发展，后不能回家，彻底完蛋了。
说到底，诗歌是语言艺术，“语言”是定语，对中心词“艺术”进行修饰和限制，它不是全部。诗歌必须落实到艺术，艺术是反映当时当地社会生活，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意识形态，是用能激发他人思想和感情的形态或景象来表达现实。新诗要真正赢得读者走向大众，要能成为经典，诗人们要想新诗拥有强大的生命力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必须把大路还给脚下，把汽车还给屁股，我们带上脚走、带着屁股坐上就行了，把目光和精力投给两边的风景和远处目标，向生命向人性深处挖掘，使我们的诗作在现实中精彩纷呈，仿佛生活本身，生动而自然。
（江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