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41年，楚“东徒都寿春，命曰郢”。500多年后，一道奏折再次提起这段历史，希冀给昏暗的王朝拨开一线云天。

时间回溯到公元310年。是年十月，淮南郡治寿春，扬州都督、平东将军周馥正在检视城防。江淮之地冬季多大风，城墙上战旗呼呼作响，守卫将士冰冷又严肃的脸颊令人生畏。突然天子降诏，京都危急，命火速驰援。

诏书中的京都，即西晋的都城洛阳。自八王之乱以来，洛阳的坏消息天天有，今年特别多。眼下，都城四面被围，群贼窥视，饥困日盛，怀帝司马炽命在旦夕。登基四年来，司马炽一直生活在东海王司马越的擅权之下。司马越自任太傅，他才是西晋政权的实际掌控者。每每想到此处，周馥都嚼齿穿龈，对司马越一番隔空痛斥。

说来也巧，周馥正斥司马越，北方快马再来寿春，太傅司马越催促急速发兵，文书上还插有鸟羽，这表示军情火急的不能再火急了。一听闻司马越，周馥恨不得拔剑上前立斩信使。何以解恨，唯有严辞厉语向之。当年护送怀帝回洛阳，见司马越飞扬跋扈，周馥曾多次在公众场合批评他。唐朝房玄龄写《晋书》云：（周馥）以东海王越不尽臣节，每言论厉然，越深惮之。司马越都畏惧他，由此可见一斑。

君王有难，为人臣者当挥师救驾，纵然战死沙场也应尽忠节义。一天又过一天，周馥每天都要登城北望，遥想洛阳，怀帝定然吃不饱，穿不暖，为人臣者心如刀割。本都督若领精兵五千渡淮河，越豫州，星夜兼程，二日或可到洛阳。但这是下策中的下策，漠北骑兵来势汹汹，所掠之地无不摧枯拉朽，风卷残荷。与其战而解洛阳之危终不得解，不如助天子突围，避敌锋芒。

一道奏折已经呈现于眼前。

这道奏折的核心就是迎天子迁都寿春。周馥这样阐述他的主张：

第一，舆论基础强大广泛，迁都势在必行。古有“殷人屡迁之事，周王岐山之徙”，迁都之举历史悠久。赞同迁都寿春的不只微臣一人，长史吴思、司马殷识等三十余位王公大臣和地方将领均持此意。惠帝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齐乱我中原，已成气候，北土荒芜，满目萧条。洛阳几近孤城，粮道已断，物资匮乏，实不能久居。

第二，寿春天险物阜通达，朝廷兴盛之所。方今天下，东南为安。城北淮水、硖石、八公山，道道是关；城南芍坡，灌田万顷，沃野千里，曹操、邓艾都曾于此屯田积粮，以供军资；城东淝水，北连淮水南通合肥，接江水（长江）达建邺（南京），运漕四通。“是以楚人东迁，遂宅寿春，无患空乏”。

第三，行程部署科学周密，中原来日可期。为顺利实现洛阳突围，微臣愿当先锋，领精卒三万奋勇杀敌，恭迎圣驾；“荆、湘、江、扬各先运四年米租十五万斛，布绢各十四万匹，”陛下可以无忧。待迁都寿春之后，令王浚、荀晞自北而南荡平贼寇，臣率军自南往北，南北夹击，收复中原指日可待。

奏折最后，周馥还特别强调，“皇舆来巡，臣宜转据江州（九江）”，天子在寿春可以大施王政，尽展才华，不必受制于某人，“以恢王略”。

旋不久，奏折到达洛阳，晋怀帝和饥饿的朝臣们又感觉失望，又看到了希望。失望的是周馥没有派兵，看到的希望是周馥的奏折真真切切说到了君臣的心坎上。这段时间，朝野上下，“迁都论”是个时髦话题，时说迁都长安，时说迁都许昌，不能一致。来自寿春的奏折让大家豁然开朗，此乃君臣百姓之福，大晋之幸！无需多言，准奏！

历史并没有按照理想的套路往下走，因为某人不同意。司马越之所以不同意迁都，理由很简单：周馥事先没有向他请示。史书这样写道：馥不先白与越，而直上书，越大怒。

废话少说，司马越令周馥迅速北上。这是司马越的阴谋，司马越虽然畏惧他，但更恨他。此前，疑朝臣背叛自己，司马越诬陷王延作乱，将王延等人处死，弄得人人自危。周馥一而再、再而三的批评他，反对他，这次又未经批准擅自越级上奏，忽视他，蔑视他，恐是罪不可赦。

周馥命淮南太守裴硕“率兵先进”，早有准备的裴硕“奉越密旨图馥”。周馥被迫反抗，忠臣良将就这样成了造反派。第二年春,安东将军琅琊王司马睿乘乱袭取寿春,周馥败走，为新蔡王司马确所拘，“忧愤发病卒”。

三月,怀帝下诏伐司马越,越忧惧而死;四月,石勒毁司马越灵柩，焚其尸;六月,洛阳陷落,怀帝被俘,史称“永嘉之祸”。

行文至此,如若司马迁在,或许有这样一段太史公曰:周馥之变过不在已，在司马越也！后石勒焚越，亦言天下始乱于此贼耳！向使从馥之奏迁寿春,六月之祸或不能至,西晋或不能亡,焉有东晋乎?后秦晋决于淝水,寿春天险天下知。寿春继楚东迁再遇晋室南徙，憾失矣。然观乎南北朝、宋金（南宋、金朝）间，多战于寿春，得之者遂安。及至天国（太平天国），陈玉成欲赚寿州而卫天京（南京），嗟夫重镇哉！

（全封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