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关，是水淌来的。我这样说，也许有人以为是贬义，因为当地和我所在的凤台有个流行的说法，往往对不珍惜钱物的人会说：“你以为这是大水淌来的？！”

淌来的正阳关，未必不值得自豪。

七十二水汇正阳，中游的淮河变得体壮，也有了脾气。

发脾气的“水”，遇到有眼光的人，淮域的商业史得以改写：明成化元年（1465年），官方在此设关，“发征银六万两千四百多两”，赢得“银正阳”称号。

正阳关，古称“羊石”、“羊市”，史称“颍尾”、“东正阳”，由牧羊的场地变成交易羊的市场，可谓商风久远。早在东周时期已具雏形，据《左传》载，“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可知当时的“颍尾”已颇具规模。“东正阳”与河对岸的颍上县西正阳反差极大，如《舆程记》所言“东正阳商众所聚，西正阳土著所居”。五行学说称，水生金。东、西正阳隔淮相望，同样的水却流出不一样的商贸环境，想必有另外的要件支撑。

正阳关所在的寿州正阳镇是凤阳府“首镇”，明清时期富得流油。八方客商接踵而至，有的在此建房兴业，有的入了籍，把这儿当做家。《许氏统宗世谱》记有一条很荣光的事情与正阳关有关，说的是明朝成化年间，休宁人许贶商于淮泗间，他“能观时变，以上下其殖，居积致富”,致使其家田园宅第“盛甲一乡”。后来他的弟弟许赠贾于正阳二十多年，财雄势大，成为正阳关最大的富商，“士大夫过（正阳）者，无不礼于其庐”。

我到正阳关，走的是一条叫“牛尾岗堤”的公路，堤西是寿西湖，堤东是瓦埠湖：正常年景东、西两湖是万顷田畴，恰似一条牛摇着尾巴，耕种着两湖庄稼；发大水时，两湖恰是两片净化尘埃的肺叶，而牛尾岗与正阳关的体态组合如同一条游走在水上的鳝鱼。鳝鱼的头部，与颍水的尾、淠河的尾交织在一起，就是水作的正阳关。

正阳关的天性，属于水，懂得包容。

我从北门进入。北门城楼上大字：外题“凤府首镇”，内题“拱辰”。外题、内题结合，置身其境，何尝不是别样的拱辰情怀，铸造出凤阳府第一镇？路面是现代的水泥，偶尔探出头来的清代砖墙说点沧桑抑或荣光。

正阳关的巷子很多，我们穿过一条名叫广嗣宫的巷子。相传很久以前，广嗣宫巷巷头有个理发店，由夫妻俩经营。一天傍晚，有个外地茶商来理发，把随身的褡裢丢下匆匆而去，回家后才发现褡裢不见了，又不知丢在何处，只好作罢。理发店打烊后发现有个褡裢沉甸甸的，打开一看有纹银200两。老婆说，这定是那个茶商的，明天来找给人家。于是，随手把它挂在房梁上。好多年过去了，夫妻俩早忘了此事。又一天茶商再次进店理发，谈及丢钱之事。店老板恍然想起数年前的褡裢，忙从房梁上钩下交给茶商。茶商掸去褡裢上厚厚的灰尘打开一看，分文不少，感动万分。茶商已经很富有，便要把银子赠给理发匠，以示感谢和敬佩，理发匠坚决不收，二人相持不下，惊动官府。经官府出面协商，不妨用这个钱修街，并起了个很文雅的名字，这就是后来的“广嗣宫巷”。

小小理发店的诚与善，折射出正阳商贸发展路。明嘉靖《寿州志》载，东正阳镇“商贩辐辏，利有鱼盐，淮南第一镇也。今设有收钞关。”正阳清真寺内一块乾隆十五年的碑刻记有“七十二道山河俱汇聚于此，渔火人烟，互相明灭，冠盖相望，商贾鳞集，壮哉，一大都会也。”同治四年（1865年），在此设立“凤阳府正阳税务大关”。同治十年（1871年）《修建正阳关城垣碑记》载，“尝闻父老言乾嘉盛时事，户口殷繁”，“列屋而居者，绮分绣错，栉而云连比”，一派繁荣。光绪《寿州志》载，“商贾以盐、当为大，米麦豆谷贸迁者皆集于正阳、瓦埠诸镇”。光绪三十四年二月，正阳商务总会设立（《皖政辑要》卷九十一）。民国年间，江西、浙江、山西等15个省市的商户大贾来此经商，并设立八大会馆；英美德等国商人纷至沓来，在此开办贸易公司、药房，“捞金”成风。

这段繁荣史，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被迫改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津浦铁路在蚌埠设站及新船浦的建成，蚌埠成为民国安徽的经济政治中心；一是日本侵略中国，正阳关被接踵而来的日本鬼子炸得千疮百孔。

正阳关，原有五座城门，现仅存北、东、南三处。步入东门，内题“朝阳”清晰夺目，外题“熙宇春台”被人为损坏。颇感意外的是，东门外有一条长埂格外显眼，当中有一个断洼子，原来这儿叫“缎街”，专供江浙商人经营绸缎的街道，由于四周濒水，常遭洪水侵害，街道被冲塌，当地人也称之为“断街”。街坊说，正阳清代对于做生意的经营范围和区域规划是有严格规定的。同治年间筑城后，绸缎商户才迁至城内。这种管理模式，让我对正阳昔日的繁荣又多了一种体认。

夕阳西下，我们在正阳港依依惜别，似乎在探寻另一种定位。西正阳有什么，我看不清；东正阳有什么，我在寻思刚刚看过的南城门内题“解阜”二字。有人不解：正阳关，真的是淌来的？我说，是，也不是。

(孙友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