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九歌》作品性质漫谈

《楚辞》中的《九歌》，因其题材神秘、想象丰富、语言清丽、意境优美而独具特色。然就其作品性质而言，是为祭祀而作的巫歌还是“缘情”而发的抒情诗，是有争议的。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云：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已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

后世之《九歌》为巫歌、祭歌的论断多由此生发。这段文字指出了《九歌》的作者、创作缘由、创作时间、创作目的、思想倾向等问题。创作缘由方面，一是屈原内心忧愁难解，有东西想要发表；二是流放地“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的言词“鄙陋”的民间祭祀活动触碰了他的灵感，让他内心深处难以言说的感情有了可以附着的形式。于是，就有了题材取自于祭祀活动的抒情诗歌《九歌》的产生。很明显，这里所写的巫祭题材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屈原要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感情。换言之，即使没有巫祭这种题材，诗人的内心感受还是要表达的，如，诗人创作了《离骚》《九章》等作品。按王逸所言，《九歌》在创作目的上，主要有三点：一是上陈事神之敬（这是必然，因为题材的要求）；二是下见己之冤结（这是关键，是诗人创作冲动的来源）；三是托之以风谏（联系屈原生平事迹及其它作品，此意或许有之）。

试想，如果《九歌》果为祭歌，那么，在巫风很盛的楚国，如此神圣的作品，怎敢不按程式化来写作，而能随随便便加入执笔者自己的个人感情呢？很显然，《九歌》只是屈原的一组借助巫祭题材表达“已之冤结，托之以风谏”的诗歌。我们不能把涉及巫祭题材的组诗《九歌》看作祭歌，就好比我们不能把一部军事题材的小说当做军队内部文件来对待一样！

其实，《九歌》的创作，即便如宋代学者朱熹所认为的，是诗人屈原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成，经过修改的《九歌》是否仍为祭祀所用也是值得怀疑的。清代学者戴震早已指出：“九歌东皇等篇，皆就当时祀典赋之，非祠神所歌。”

回归文本，或许更容易把握作品性质。祭歌作为祀神之曲，首先在基调上应该要和祭祀的庄严肃穆氛围相合，其次在内容上还应体现求神祈福之意。纵观《九歌》的11篇作品，除《东皇太一》一篇写的较为虔诚庄重，《国殇》一篇写的较为慷慨悲壮之外，其余各篇，内容缠绵悱恻，大多涉及男女情爱，全组诗找不到一点赞美或求助神灵的句子。无论是在感情基调上还是在诗歌内容上，这都大大有悖于我们对祭歌的一般理解。

和祭祀活动之气氛相合的《东皇太一》，其内容不过是生动地描绘了一次祭祀活动的场面而已，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祭祀过程从始至终的纯客观的描述。或许，我们更应该把这首诗看作是，在参加过一次祭祀活动之后，诗人写下的一篇观后感。再看《国殇》，诗歌采用直赋其事的手法，描写了一场残酷悲壮的交战场面，诗人对战士们的勇武精神进行了由衷的赞美。这样的战争场面或许真有之，或许只是一生主战的诗人心中的一个梦。

其它如《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者，语言优美清丽，感情缠绵悱恻，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或喜或悲的爱情生活的描绘，可以当做是情歌恋曲来读。我们“不妨把《九歌》中所抒发的贞洁自好、哀怨伤感之情绪，看作是屈原长期放逐生活之心情的自然流露。”那么，这种个性化很强的、流露自己真感情的文学作品，当然就不会是用在庄严肃穆的祭坛上的祭歌了。于是，对于《九歌》，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正是祭祀活动中的演绎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等神的故事的歌舞表演触碰了诗人的心灵，一直难以排解的忧愁就借助这些题材，以诗歌的形式迸发出来。

正如汤漳平先生谈到《九歌》时所言：“由于作品本身题材（描写神生活）的缘故，使得人们容易把它同宗教生活发生直接的联想，否则，以作品本身的情调而言，谁会认为它是一组祀神曲呢！”读《九歌》，就要剥去附着在其上的巫祭因素，还它抒情诗歌的本来面目。比如《湘君》、《湘夫人》两篇，其实是不能分开的一组情诗。两诗写了同一件事——一次约会。抱着憧憬、渴望、期待心理的男女双方，最终没能见面，各自失望而归。诗人实际上是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一种普遍的爱情体验——有缘无分。打开文学史，我们会发现很多类似的体验：《蒹葭》的凄婉，“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的无奈，“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的遗憾等。

（王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