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杰

    少年潜伏天警队
    我是随南下江淮的部队解放淮南并留在淮南工作直到离休的。我的家乡苏北滨海县城东坎镇在1943年2月19日（正月十五）被日军侵占后，党组织派我和王本根（都属县公安局便衣队）、杨明（属盐阜五分区敌工部）等一起，打入日伪天警队（后改为伪军大队部领导的情报组）。当时我17岁。
    在天警队（伪情报组），我们与其他潜伏的同志采取拉关系、交朋友、认干亲、拜把子等办法，创造工作环境；建立情报网络，在群众中发展情报人员，拓宽活动范围；在镇南北两大主出入口各建立一个固定情报站，在最主要的南门出入口洋桥口（今中市桥）安排了可靠的坐地商家，专事对过往的日伪军人数、武器装备等重要动态作观察记录及时报告。通过多方面努力，我们的工作迅速打开了局面。
    枪声谍影见真情
    打入日伪内部期间，我们既有刀光剑影的惊悚、又有取得战果的喜悦。这里从不同角度选取几个小故事。
    提篮小卖送子弹
    我军当时子弹奇缺，收集子弹是我们的一项日常工作。杨明和王本根买到从伪军克扣截留的三五颗或一两排步枪子弹，总是由我送到指定地点。我经常把子弹早早隐藏在提篮里，上面盖些瓜果蔬菜或日用品等杂物送出城。因为我年纪小行动机灵，不容易暴露目标，又有“天警队”的身份，有应对语“弘部密探（本部密探）”从容应付，所以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不过，这项工作的风险也不小。有一次，我方潜伏人员祁为英买子弹暴露了被伪军抓去情况危急，杨明得知后，立即通过早前建立的伪军连长关系，说是连长叫他代买回去保家用的，祁为英这才转危为安。
    夜探狼毛墩取得信任
    有一天入夜时分，东坎镇东南方向六七里外的狼毛墩枪声四起，事后知道这是新四军在骚扰敌人的据点。日军听到枪声激烈，担心狼毛墩日伪撑不住，就向狼毛墩方向接连打了几炮。不久，那边的枪声渐息。
    我们得知伪大队部要安排“天警队”派人到狼毛墩了解战况，我和杨明主动要求前往，实际是想借机了解我军情况。出发时，夜色已深，出城时洋桥口已经封闭，岗哨得知我们是奉命出城，就把我们引到一个铁蒺藜洞口让我们钻过去。路上，我俩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赶，到狼毛墩天还没亮，月亮倒是升起了。狼毛墩是用杂树围起来的，守卫的岗哨虽然知道我们是伪大队部派来的，也不让我们进去，说要等天亮才能开门。杨明对我说，那我们就先在周边看看吧。我们看到有的农民借着月色好像在种玉米，于是就问他们东坎打炮打到了哪些地方，农民说，就打到离这里不远。
    天亮我们进了圩子，守军汇报说双方都没有伤亡和损失。我们听到我方未因打炮受损，心里舒了一口气。我们在圩子里巡视一番后返回东坎，先绕到南门情报站报告了狼毛墩情况，然后才去伪大队部交差。
    由于我们不怕危险主动请缨深入战地，比那些怕死的伪军更为英勇灵活，伪大队部夸奖了我和杨明，并由此取得了敌方的深度信任。此后，我们情报的来源更为丰富，情报工作也更加顺利了。
    为军民不顾自己安危
    有一天我们得到情报，日伪将在次日上午去潘荡扫荡，我们立即将情报送出去。第二天，我们所在的天警队也被指派随军参加扫荡。到了潘荡，天警队员抓到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因为他身上有枪，天警队员认定他不是一般农民，是新四军，就要把他往城里带。我和王本根上前一看，啊呀，是我们公安局的李队长啊！于是，王本根也顾不得自己安危，对那个天警队的“同事”使了个眼色，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把他放了吧。”那“同事”听王本根这样说了，大家都是拜把子的，有点抹不开面子，嗫喏了半天，也不好拒绝，就软中带硬地说：“他是带枪的，放他的话，起码枪要卸下来！”考虑到李队长生命安全为重，王本根也不好再坚持了。李队长被松开绳子后，也没看我们一眼，就往南边跑去。我目送李队长消失在芦荡里，心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多惊险啊！
    过了几天，我与王本根到南乡某村向组织汇报工作，在那里恰巧碰到李队长。李队长激动万分，与王本根紧紧拥抱，又把我紧紧地抱着，嘴里还不断叫着“小徐啊，小徐啊！”就像见到亲兄弟一样。我也十分激动地端详着李队长，那真是比亲人还亲啊。亲热了好久，王本根问道：“那天敌人扫荡的情报已经送出去了，你们没收到吗？”李队长说：“收到啦，收到啦，非常及时啊！”王本根问：“那你们为什么还在潘荡里没撤走呢？”李队长说：“我已经安排同志们带领老乡及时撤走了，我是不放心啊，想再查看一下老百姓是不是都撤走了，哪知道你们就到了。”我和王本根听了，都为他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所感动，王本根向李队长肩膀打去一拳说：“你这家伙，这么不小心，下次再遇到这样情况，非把你带到城里不可！”说完，我们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守机密视死如归
    解舜臣是我军三师八旅后勤部干部，后勤部敌工部派他在东坎镇以经商为掩护开展工作，并化名杨再生成功当选东坎镇商会会长。他做了大量发动群众、推荐人员打进敌人内部、购买并运送我军亟需的枪支弹药和药品等物资、维护民族工商业主利益的工作，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和注意，在一次组织商家准备开展的斗争活动中，敌人终于决定抓捕他。
    我和王本根得知这一情报，立即通过南门情报站将这一消息转告给解舜臣，请他赶快离开东坎。解舜臣与我们常有暗线联系，他应该知道我们的情报准确可靠，并且也有时间和途径离开东坎。可是，他是一个为事业不顾自己生命的革命者，他不愿在工作没有安排妥当的情况下就这样离开战场。第二天下午，在西牛桥头的一家茶馆里，解舜臣被捕了。
    敌人已掌握“杨会长”是八路军的确切证据，所以不求他承认是不是八路，而是逼迫他“交出同党”。敌人使尽了威逼利诱各种手段，严刑拷打各种刑罚，但是解舜臣就是不透一点情况，没有出卖一个同志。要知道，他对我们党的地下组织、打进敌人内部的人员，真是了如指掌，随便吐露一点，就是人头落地的事啊！最后，敌人看清了“杨会长”是宁死不屈的，知道不会在他身上捞到什么，就决定杀害他。
    那是1943年9月17日下午，我在东坎中心街鱼市口看到敌人把解舜臣押了过来。他因为受到多日的折磨，披头散发，脸色苍白，胡须也长出来了，没有了平时的意气风发，更不像是31岁的青壮年。他身上的衣服被刑具打得破烂不堪，裤子破得露出小腿，一只脚被麻绳的一头扣住，走路显得很艰难。但是他的眼睛还是那么明亮，神态还是那么安详和自信。我站在街边的人群里，目送着解舜臣向洋桥外的荒地刑场走去……
    枪声传来，我们心里痛楚万分！解舜臣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东坎党组织的安全，也保护了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地下工作者的生命。70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忘记，我的生命是解舜臣这样的革命先烈保护下来的，抗战的胜利和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解舜臣这样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永远纪念他们。
    狙击日伪得胜利
    1943年12月14日上午，敌人向南门河下搬运物品，放出风声说要向位于东坎镇东北的八滩镇推进，其实是要向南边60里外的阜宁城撤离。我们几位地下工作人员在老汪布店后院研究商定后，立即将敌人撤离的兵力、时间、路线、目的地等情报尽快送达南北两个情报站。
    下午，敌人为撤离方便，在鱼市口布置岗哨，禁止东西方向通行，证实了我们情报的准确性。我们又聚到老汪布店，对迎接我军进城后的事项作了安排。
    入夜，日寇将驻地房屋引燃，我们看到那边火光冲天，鱼市口的岗哨也没有了，确认日伪已经撤出东坎。望洋桥那边，人声嘈杂，正是按我们预判的分水陆两路撤离的。
   不久，我们在城里就听到阜宁方向响起了枪声，那是我军接到我们的情报后，迅速组织力量，对走水路撤离的日伪进行狙击。由于我军是有备而主动且在暗处，日伪处于防备而被动且在明处，我军取得了狙击胜利并且无一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