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８月２５日电（“新华视点”记者霍小光、杨维汉、周婷玉、陈菲）

    我国现行刑法和刑诉法都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但现实中这类现象却仍无法真正杜绝。一些冤错案背后，往往笼罩着刑讯逼供的“阴影”。日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针对这一“顽疾”增加了更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规定，为铲除刑讯逼供滋生的“土壤”提供了法律依据。相关条款引发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相关法律专家的关注。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面对讯问可以保持沉默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这次审议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

    “增加的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是一个重大法律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沈春耀２５日在分组审议时指出，我国法律早已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严禁使用威胁、利诱等非法手段取证，但没有像此次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这么鲜明的表示和宣示。

    中国法学会刑诉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陈卫东说，“不能强迫包括犯罪嫌疑人在内的任何人违背意愿去证实自己有罪，更不能采用暴力、体罚、虐待等非法手段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有罪，这是国际人权规则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给遏制刑讯逼供提供了法律依据。”

    人们常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么，“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与此是否矛盾？

    陈卫东认为，两者并不矛盾。“坦白从宽”强调的是，被告人作出真实自愿的供述，法律对他进行宽缓的处理。“保持沉默不等于抗拒。真正的抗拒，是嫌疑人在确凿充分的证据面前仍然不认罪，或者避重就轻、推卸责任，甚至嫁祸于人。”他说。

    此外，有专家提出，要注意处理好“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与现行刑诉法关于“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规定的关系。要把这两条规定综合起来理解。前者规定了侦查人员的禁止性行为，即不能非法取证，后者虽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但并没有给侦查人员强迫取证的授权。

    针对有些业内人士担心“不得自证其罪”将增加办案难度和成本问题，有关专家指出，公检法机关应摒弃“口供为王”，树立“重证据、轻口供”的观念，让办案人员把更多精力放在犯罪现场勘查、勘验和司法鉴定等方面，在刑侦科技上下功夫，真正提高破案水平。

    遏制刑讯逼供对保障人权意义深远。沈春耀指出，这次对刑诉法的修改，充分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也有利于同有关国际人权公约相衔接。

    列席分组审议的全国人大代表霍瑛认为，刑诉法此次修改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方面迈出了较大步伐，有利于推进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学化，有利于基层法律工作者在具体执法办案中增强事实观、证据观、法律观、程序观。

    除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和排除非法证据以外，修正案草案中还有一些细节的改动。例如，规定了“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

    这些规定，对于遏制刑讯逼供是否有重要作用呢？“非常重要”，陈卫东说，近些年，看守所从设施设备到监管水平有了很大改进，刑讯逼供的主要场所已经不在看守所了，而主要发生在看守所之外审讯和送往看守所之前这两个环节。草案中增加的有关规定，恰恰从时间、空间两个角度防范了刑讯逼供的发生。

    还有委员建议，要把录音录像作为硬性规定，无论犯罪嫌疑人是否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进行讯问时都“应当”全程录音录像。

    陈卫东说，这次修改刑诉法遏制刑讯逼供是一个整体性的防范，通过证据的收集、拘留后送看守所羁押、讯问时录音录像等一系列的程序规定，把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串联起来，严密防范刑讯逼供的发生。

    遏制刑讯逼供不可能一蹴而就。汪建成认为，“硬性规定的制度背后，还要有法制观念的培养、司法理念的培育、公民素质的提高、司法干警素质的提高等等，这需要时间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