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寿县李三孤堆（楚幽王陵）发生盗掘事件，部分被追回古物最终运到设在省会安庆的省立图书馆历史文化陈列室加以保存。次年对外开放。1936年，省图成立“历史博物部”，这是安徽最早的博物馆雏形。此前省图秉承“整理中国文化，阐发安徽文献”的宗旨，已创办馆刊《学风》月刊，自1933年起至1937年安庆沦陷前，《学风》对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盗掘事件持续关注、追踪报道，为我们保存了民国时期文物保护的案例样本。

疯狂盗掘

1933年9月15日，《学风》第三卷第8期开辟“安徽文化消息”栏目，开栏即报道寿县发现先秦时代大批古物：“今春有善相墓者经过该县朱家集，见一高阜（土名李三孤堆），卜有五色土纹，因断定其下必有金铜器。士人乃鸠合掘发，掘得古铜器，喧腾国内。”省立图书馆陈东原馆长奉省令委派馆员刘福彭前往寿县查勘，训令将文物解运省府，交省图书馆保管。然而，时任安徽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寿县县长的席楚霖迟迟未复。

被盗掘的李三孤堆确认为楚国王墓，规模之大令人咋舌，仅铜鼎就有“十余对，重各百余斤”，鼎上“楚王”二字清晰可辨。《学风》特别记录了盗掘现场的破坏性，据工人代表许慎五报告：“其下仍为巨木，声之硗确有声”，表明地下仍有大量未发掘文物。令人痛心的是，当地人朱鸿初等人将部分文物以“获价洋叁千余元”的高价出售给古董商，流落京津等地，无法追回。其中“有铜鼎十六只，玉牛八只，铜爵五只”，皆为价值连城之物。

1933年10月，《学风》连续追踪省政府抢救流失文物的过程，刊登《省令各县不得隐匿出土文物》，指出“安徽省某县出土古代铜器数百件，部分被当地民众转售商贩”，省政府通令“全省61县严禁私掘及隐匿出土古物，严令追查已被转卖器物，禁止毁坏”。

李三孤堆出土器物总数达8000余件，创当时考古发现之最。然而由于初期乡民贩卖，仅追回700余件，90%文物未能追回。同时由于墓葬巨木结构未经科学勘探，后续发掘工作被迫中断。

9月14日，省府以“与内政部保管条例未合”为由，电令寿县将古物“悉数运省”，强调古物需集中保管研究。而寿县地方则主张“交县民众教育馆陈列”，认为出土文物“对本县文化历史关系甚重”。12月6日，省府委派专人前往寿县强制提取。

1934年3月1日，《学风》第四卷第3期报道《寿县出土楚器运到本馆》。最终，省府在武力压服地方的同时，也做出有限妥协。1月17日，内政部、教育部电复同意古物“暂存省立图书馆”，并默许“存民教馆之三十件、教育办事处之十一件”留县陈列。寿县保存委员会援引《古物保存法》第十二条主张地方保管权，而省府则强调“集中研究尤不容缓”（陈东原馆长函），这种行政博弈直接导致1935年《古物保存法实施细则》出台。

伦敦参展

寿县出土古物部分散佚上海、北平等地，北平古董商李贺彬两次赴寿县收购，秘密兜售标价高达万元（案涉万金）。省古物保管委员会发现线索后，函请北平市公安局拘押李贺彬。安徽省府派陈馆长赴平处理，1934年4月15日抵平后，会同古物会代表组成专案组。李贺彬供认系“购得”非盗掘，被迫交出藏匿的楚王釶鼎。1934年5月1日，《学风》第四卷第4期报道皖省紧急委派陈东原馆长北上交涉处理，防止文物外流异国。1934年5月4日，陈馆长携鼎返皖，5月9日到皖后由省府发交省立图书馆保存。1934年6月1日，《学风》第四卷第5期刊登首例跨省追索出土文物的成功案例。

1935年3月1日，《学风》第五卷第2期报道了省立图书馆收藏的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出土楚器参展“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事前，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特派委员唐兰、容庚赴安庆实地检阅，重点考察安徽省立图书馆所藏寿县出土楚器，最终选定楚王酓肯釶鼎一件、环梁方盘一件、簠一件、俎一件参展。这是寿县楚器首度推向国际展览平台，4件展品代表战国晚期楚国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英国专家特别指出，铜俎“前所未见，实系世界罕有古物”，国际学界公认其为“铜器中最名贵之珍品”。

1936年元旦，省立图书馆举办文物展览，重点展出寿县出土文物，这是首次系统公开展示寿县楚器考古成果。1936年7月，“去春经由中央派员来省选取铜器四件，携往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现已展览完毕，日前领取回省……一并陈列于寿县古物室内。”

考察搁浅

李三孤堆出土楚器引发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后，由中国营造学社叶恭绰、安徽省立图书馆吴天植、安徽大学李顺卿、上海市博物馆胡肇椿、郑师许、上海市图书馆洪邃、考古学家容庚、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商承祚、东方文化学会程演生、国立北平图书馆袁同礼等人共同发起，组织筹备寿县史迹考察团，公推叶恭绰为团长，郑师许为秘书。

1936年9月15日，寿县史迹考察团成立，并制定《寿县史迹考察团章程》。

寿县史迹考察团的成立，标志李三孤堆考古工作从“抢救收集”转向“系统研究”。考察团预算发掘费5万元，整理研究费1.5万元，印刷费1.5万元，总计8万元。因经费不足，考察团还向中英庚款委员会请求资助，方案有三：一是拨付专款6万元支持；二是该会主导，考察团全力协助；三是考察团自筹3万元，“余款仰赖庚款息金资助，以抢救珍贵文化史迹”。

考察团成立后，即派员前往寿县一带实地考察，并向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申请领取采掘执照。“预计于一个月后，即可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会同教、内两部发下。所有参加团体，现正多方设计，预定于本年秋末，或即可前往动工发掘”。原定1936年阴历五月开工的考察延期，原因有三：一是上海市博物馆文献展览工作冲突；二是淮河流域进入雨季（“连天淫雨”致道路中断）；三是暑期高温影响作业。新计划延至阴历九月（公历10月）开工。

最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安徽省政府要求出土文物全部收藏于省立图书馆，但部分考察团成员主张先运上海整理再归还。皖省反对意见主要担心文物外流风险，质疑“运沪整理”的真实意图，强调本省学术机构的研究权。

历史遗憾

因文物归属的核心争议无法调和，加上本省学界如通志馆、安徽大学等学者联名抗议，寿县旅省同乡会召开紧急会议，质疑“恐有变相掠夺之嫌”，发掘寿县古物事势将搁浅。1937年6月20日《学风》馆刊对此加以报道。

抗战爆发前，《学风》保留李三孤堆楚墓三条关键信息档案：一是考察团“因时局中止工作”，造成学术搁浅，后续发掘计划永远停留在纸面；二是省府仅能要求“该区保长随时注意”，实际放任自流，造成楚墓原坑监管真空；三是《学风》揭露“春间劣绅王伯唐等倡议复掘”，说明地方势力已形成盗掘利益链。

《学风》连续五年对李三孤堆追踪报道，保存了中央、省、县公函等原始文献，记录了李景聃调查报告以及楚器参加伦敦艺展等关键学术活动，揭露了乡绅、古董商、地方官员的利益网络，更有文物的省县争夺、皖沪之争导致后续考古搁浅等。这些白纸黑字的记载，不仅是对民国文物保护失败的控诉，更是对“考古搁浅必致盗掘猖獗”这一历史规律的深刻印证。

当1937年《学风》因抗战停刊时，李三孤堆楚王墓未发掘区的地图仍刊在《学风》最后一期上，这或许是最悲怆的文化预警：“楚王鼎在伦敦受赞，而故乡墓室任人宰割”。正如《学风》终刊号所叹，科学考察的搁浅，直接导致1938年李品仙驻防寿县时率部对李三孤堆进行第二次毁灭性盗掘。

(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