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在淮河之滨、八公山之阳，一道璀灿光环如同天降，从此使得这块热土上的文化煌煌荧荧，炜烨艳丽。这就是史家巨擘司马迁在他的《史记·楚世家》里告诉我们的：“考烈王元年，纳州于秦以平。是时楚益弱……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这也是正史文献里最早出现的“寿春”名称，即今天的寿县。自此，这里便成了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直到公元前223年秦国灭楚。

历史的云烟飞逝了两千多年，今天，“楚都”的风采早已没了踪影，那它还留存点什么？八公山巍然屹立，淝河水款款而流；楚文物层出不穷；寿春城遗址犹存。1986年12月，经由国务院批准、寿县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2015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寿县从六安市划入淮南市，历史文化与淮南地域实现了完美统一。

历史上的楚国从荆山沮水边上立国，到在楚山淮河岸边灭亡，前后大约经历了八百年时间。因此，考古学界一直有着这么一个说法：“楚文化成长于江汉，扎根在江淮。”这就意味着拥有八百年国史的楚国文化精粹都留在了江淮之间，具体点说，就是留在了楚国的最后一个都城——寿春及其近郊，也就是现在的淮南西部一带。

“楚文化”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参照省博物馆1980年印发的《安徽文博》里提供的文献资料，上世纪初叶，“古寿春”的核心地区即今天的淮南市寿县城郊区、谢家集区蔡家岗、杨公镇一带，曾零星出土不少楚国玉器和小批量的陶器、青铜器，继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天津、上海等地的文物贩子蜂拥而至，当地有人开始以盗墓为业并发家致富。

1931年和1932年，淮河流域先后发生特大水灾和旱灾，中游两岸的广大地区先涝后旱颗粒无收，许多灾民饥寒交迫，背井离乡。1933年，在淮河南岸，朱家集国民党联保主任朱鸿初伙同伪保长庞子平，以“救荒”为由召集劳力，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干起了盗掘“李三古堆大墓”的勾当。参加挖掘的人计168名，从农历3月19日开始，挖了92天，于5月22日才发现铜器。接着越挖越多，主要是青铜器及零星石器，据知情人说不下4000多件。当时，这一“盗宝”事件迅即风传开来，“报章竞载，寰海喧腾”。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出面干预，下令封闭掘开的墓室，严禁继续再挖。因而，此次盗墓只挖了部分，剩有大量遗物被重新掩埋。可是，在当局追缴所盗文物时，发现盗出的文物被地方豪绅和官僚、商贾抢先巧取豪夺，尤其是数件青铜器被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的文物商贩们，率先私下托人购买，然后又高价雇用挑夫，偷偷摸摸地趁着夜色运走。

第二次盗掘是在1935年，民间传闻仍是由“地头蛇”牵头，他们采取夜间盗掘、白天睡觉等隐蔽方式，同时运用“三步一齐走”手段，即：一边挖、一边分、一边卖，或者是化整为零分别藏匿，就这样陆陆续续挖出文物数百件，但还是没有把墓室挖到底，也就是没见着棺材。而按照一般常识，存放墓主人棺椁的地方，即主墓室部分，恰恰应该是陪葬品最最精华和集中所在。

1938年，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驻扎安徽，总司令部设在寿县。该集团军总司令、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的桂系军阀李品仙得知朱家集李三古堆大墓没有挖出棺材，还有许多宝贝物件没有取出，便动用三个连的兵力，借口“执行军事要务”，派遣工兵，遮遮掩掩地对大墓施行了一场扫荡性挖掘。当时，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唏嘘！一座恢宏、壮观的楚文化宝库——楚国王者身份的大型墓葬连遭三次厄运，就这样被搞得面目皆非，文物七零八落，几乎被瓜分殆尽。

据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景聃先生的《寿县楚墓调查报告》中介绍，该墓墓主为楚幽王熊悍。第一次被盗掘的数千件文物，由官方下令收缴了一部分，并且多为大件重器。其中青铜器有：铸客鼎、王后升鼎、太后匜鼎、熊肯匜鼎、乔鼎、集饾鼎、太子鼎、王后簠、王后镐、太子镐、集炉、太后鉴、铸客甗、铸客镐、浅腹勺，以及石器等计712件。后由前省立图书馆派员与寿县交涉，运往安庆馆保管。安庆，当年是安徽省省会。

抗日战争初期，为保护这批楚文物的安全，曾运送寄存在当时迁到四川的前故宫博物院。后又经转移，存到重庆嘉陵江南岸瑞典人安特生教授的家里。这批楚器在他家没放多久，就因日机轰炸重庆，又移运乐山。说来也巧，当运输车队走出约十公里左右时，日本人的飞机就把安特生的住宅炸为一片废墟，这批文物幸免于难。

抗日战争胜利后，直到1948年，这批楚器才运抵南京，存在前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1950年1月又运到芜湖，1953年才运回合肥，珍藏于当时筹建中的安徽省博物馆。

另外，当年寿县留存的64件青铜器，据一位已故老文化干部回忆，这批楚器在抗战时期一度被埋藏地下，直到日本人投降后方才取出，藏于前寿县民众教育馆（新中国成立后改称寿县文化馆）。1953年，移交安徽省博物馆筹备处31件，剩下的都收藏于寿县博物馆，现转至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正由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楚王墓被发现，及后来该墓出土的诸多楚器在国内外的亮相、展出所引起的轰动效应，一时间，世界考古界的目光聚焦于古寿春。

该墓出土文物数以千计，是国内最早发现的一座大型楚墓，也是淮南武王墩大墓科学发掘前楚墓中最高级别的楚幽王熊悍之墓，开创了中国楚文化研究的先河，进而成为如今已经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楚文化学科”诞生的契机。特别值得骄傲是，她是在我们淮南横空出世的！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有些外国文物贩子来到中国，他们掠夺文物的贼眼紧盯三处：一处是甘肃敦煌，一处是河南殷墟，再一处就是我们安徽寿县。1991年，寿县博物馆曾接待过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位教授、博导，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旧得发黄的中国地图，上面所标注的文物标志性地区只有四处，除了上列三处外，他们又加了陕西咸阳，原因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那里出土了震惊中外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

寿县在海外考古学家们的眼中，是与敦煌、殷墟、咸阳齐名的！这位日本人的做法尽管很不地道，但从一个侧面说明：楚文化，早就声名远扬。楚文化的名声为什么能够远扬海外？就因为寿县历史上曾经是楚国最后一个都城，就因为李三古堆楚王墓的发现，就因为淮南大地上楚文物出土众多，特别是那件享有“天下第一”盛名的楚大鼎！

楚大鼎，正名为“楚铸客鼎”，1933年于李三古堆楚王墓出土。该鼎可与1939年在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之王——“司母戊大鼎”相媲美。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同志视察安徽省博物馆，看到楚大鼎时赞叹不已，曾向陪同视察的安徽省领导风趣地说：“好大一个鼎，可煮一头牛哇！”

（时本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