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的根本特性与鲜明特色
——从“荆楚文化”到“淮楚文化”
虽然楚国八百年发展史有着从长江流域转移至淮河流域、从“荆楚文化”转换为“淮楚文化”的重大变化，但源起于江汉流域特定自然人文环境中的楚文化之特性却始终未变，反而在楚国四百五十余年经营两淮地区的历史进程中仍有显著而不俗的体现，推动着楚人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楚人创造出的“楚文化”不仅气度非凡、奇绝多彩，而且充分显示出楚族、楚国所具有的根本的主体化特性，深层反映出楚人的历史成功绝非偶然，乃是基于其族、其国内在的文化性格。历史来看，不论是在深入江汉流域的南拓中，抑或是在迈向淮河流域的东扩里，楚人的文化性格都突出表现为三个“不”：
一是不惮躐等、勇于进取的文化性格。楚族原本非常弱小，是兴起于丹水之阳、汉水之阴的芈氏部族，历经商末周初的巨大政治变革，在鬻熊、熊丽、熊绎等大酋的率领下逐渐由河南转入湖北，在鄂西荆山一带站稳脚跟，获得较为稳定的生存发展条件。楚先民艰难求存于南蛮与强邻之间，且受到周人的防范与压迫，故而深知弱小部族的不易，养成了常怀忧患、“筚路蓝缕”、勇于求进的民族性格，能够不畏强势，敢于为自身谋取更大的发展机遇。从熊绎五传至熊渠，备尝艰辛，惨淡经营，楚人从睢山和荆山之间脱颖而出，在江汉流域终成气候，成为迅速崛起的强国；从熊渠十一传至熊通，楚国统治者已敢于同周人提出“请王室尊吾辈”的要求，在遭到拒绝后强势回应云：“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从此楚国统治者僭称为“王”。楚文王熊赀继其父楚武王熊通之后，牢固确立楚国在江汉地域的霸主地位，迁都于郢，继而北上中原，图谋东向，伐蔡，灭申、息，开启了楚国控驭淮汉之间十字路口，越过大别山，深度经略两淮地区，建立淮河流域霸权的历史进程。至楚昭王熊珍、楚惠王熊章时期，楚国已先后控制淮河上游、中游、下游的众多诸侯国。吴国在中原霸主晋国支持下，曾长期与楚国争衡，抢夺两淮地区的控制权。公元前473年，吴国被越国所灭；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又“兴兵伐之，大败越”，从此吴、越之地尽属楚，楚国成为纵横无敌于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的泱泱大国。楚国晚期，楚考烈王熊完与令尹黄歇虽面对强秦攻势而倍感压力，但仍北伐灭鲁，将楚国势力扩张到属于淮河流域的泗水一带，与齐国争夺泗上霸权。纵观楚国八百年发展史，从一个蕞尔小邦崛起成为拥“江”据“淮”，“临天下诸侯”的南方强国，其不惮躐等，敢于同周人争锋、同诸多劲敌角逐，始终保持强烈的政治进取精神，实乃其民族成功、国家成功的关键因素和根本动力，而这也正是楚族最为可贵的民族性格、文化性格。楚人在文化上的大有作为、推陈出新，与其政治上、军事上所表现出的历史主动、积极进取是高度一致的。楚文化如同楚政治一般，都有着“大幅度地变落后为领先”的现象，个中因由与其说是取决于“特定的客观因素”，毋宁说是“特定的主观因素”所推动创造的结果（张正明、刘玉堂：《荆楚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二是不分畛域、兼容并包的文化性格。楚人对待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的态度向来不固步自封、自甘落后，而是既珍视自身源于中原地区祝融部落集团的文化基因与传统，也乐于将周人文化、楚蛮文化、中原诸国文化、淮夷文化、吴越文化等深入汲取、融合、转化为楚文化的新因素。从西周初期至西汉前期，尽管楚文化的发展历经滥觞、茁长、鼎盛、滞缓、转化等五个不同时期，但不分畛域、兼容并包的文化特性一以贯之，成为先秦秦汉时期最富生机活力的区域文化形态之一。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楚国虽亡于公元前223年，但楚文化仍能延续发展至西汉前期的重要缘由。在先秦诸国里，楚国的典章制度、青铜铸造、都城建造、水利工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手工技艺、风俗习惯等都表现出显著的“熔夷夏为一炉”、“亦夏亦夷、亦夷亦夏”的总体风格，反映出其八百年发展从鄂西到鄂中、从汉西汉南到汉东汉北、从江北到江南、从淮水上游到淮水中下游、从长江中游到长江下游，对江淮地区诸种文化因素皆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萃取融汇，可说“楚文化的一切重大成就，都是师夷夏之长技而力求创新的结果”（王生铁主编：《楚文化概要》，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楚人这种极具开放包容气度的心理机制与民族性格赋予楚文化惊采绝艳、奇绝不俗的独特魅力，也让楚文化成为中华文化发展所拥有的最为深厚博大的历史底蕴之一。
三是不厌新奇、善于别创的文化性格。楚人对待先进文化，“向来不抱偏见”，热忱于“引进、改造，以求为我所用”（张正明：《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表现出“始则仿制，继而改作，终于别创”（张正明、刘玉堂：《荆楚文化志》）的强烈的追新逐奇意识。楚人在民族国家曲折的发展中，见识到各种不同文化的特点，深刻认识到取长补短、改进自身的重要性，力求在学习借鉴中壮大自身的力量，赢得生存竞争的胜利。楚人在青铜器、铁器、建城、筑陂、政制、哲学、文学等方面的推陈出新颇具有代表性。楚人制作青铜器采用了不同于陶范铸造的“失蜡法”，并创造出“分段铸造法”，喜制他国所无而楚风鲜明的束腰平底“升鼎”；制作铁器则首创出铸铁柔化工艺，是中国古代最早冶炼钢铁和使用铁器的诸侯国之一；筑城则首创了一门三水道的水门，其“栽郢”（今湖北省荆州市的“纪南城”）和“寿郢”（今安徽省淮南市的“寿春故城”）均多有水门，善于引流入城，重视水道营造，体现出临水居高而筑城的特点；筑陂则吸收楚蛮、扬越和淮夷的经验创建了流域性水利工程“期思陂”“芍陂”，为楚国后期扎根淮河流域奠定了重要的农业灌溉基础；政制则借鉴“诸夏”与“群蛮”的长处，“事简职专”而不“繁琐”（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能根据自身情况务实而灵活的进行规设，如楚官多称“尹”，楚师主帅称“莫敖”，灭权国后首创县制等；哲学则有老子、庄子为开创者的独超千古的道家思想学说；文学则有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所创造的彰显楚风楚韵的骚体诗歌，即秦汉时代称之为“楚辞”者。以上种种创新，仅是举楚文化发展史上的荦荦大者而已，但已可从中窥识楚人喜好新奇、善于别创的民族性格。楚人文化偏见少，视野开阔，能够较为平等地对待“夷”“夏”各族及其独特的文化，更能由此汇聚众长、完善自身，进一步取得新的文化成就，形成新的文化优势，无怪乎楚文化被楚史专家张正明先生视为具有同“古希腊文化”相颉颃、相媲美的发展高度（张正明：《张正明学术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以上三个“不”，是楚人的民族性格，也是文化性格，从根本上塑造和影响了楚族、楚国波澜壮阔、丰富精彩的历史命运。在八百年的演进里，楚政治、楚文化的重心无论是在长江流域，还是在淮河流域，都贯穿着基于这一根本特性的“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而独创一格”的发展理念及最大特色。楚人在模仿中“所刻意追求的，是根据自己的传统，按照自己审美情趣，表现自己的风格和气派”而创造出的新的文化成果与典范（张正明：《楚文化志》），而绝不是只安于为模仿而模仿，停留在无所贡献的低级水平。楚人的政治发展不是永恒的，但其创造出来的楚文化却是永恒的！在“亦夷亦夏”之间，会通夷夏之长，楚文化所拥有的开放、多元、包容、融合、创新、博大的宏阔气度，让其所具有的区域文化之个性最终能深刻影响到汉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发展的历史先声、深厚底蕴和强劲助力。深入反思楚文化的根本特性与特色，充分借鉴楚文化发展的可贵经验，或许，这才是当今人们最需要从这一异彩炳焕、世所罕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中获得的最大教益！
（作者系安徽理工大学教授高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