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市所辖凤台、寿县两个县域和蔡家岗、田家庵、山南新区等几个市区，总人口超过了三百万人。提起淮南市，历史发展过程中相继出现的三代淮夷部落分布、春秋蔡国（下蔡）、战国时楚国的最后一个国都寿春、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子”、豆腐的制作发明、淝水之战中的“八公山”、唐代以烧黄釉著称的“寿州窑址”、淮南煤炭的开采源流等等几大历史事件是绕不过去的城市文明特质，构成了淮南市城市发展的基本元素与特征。在我工作的几十年间，曾经不少次去过淮南，与一些人也结下了友谊，淮南市文物博物馆系统的几任领导人周墨兵、徐孝忠、沈汗青、汪茂东等，也都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我的家乡怀远县离淮南市很近，淮南市以烧制黄釉瓷而闻名于世的上窑镇，离今天蚌埠市的禹会区马城镇接壤相邻，过去这里长期是怀远的土地，在后来的行政区划调整时，有不少都划给了淮南市。在该市的煤矿开发史上，由于地邻的缘故，怀远有很多人跑到了淮南去挖煤，为淮南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淮南矿史陈列馆里，我就看到三十年代的民族资本家林文瑞作为大通煤矿的创办人之一的史料，这个林文瑞，就是怀远县城关有名的“宫宋杨林”四大家族的林家的后人。我的外祖父杨如清是怀远杨家的大少爷，在日伪占据淮南时期，曾经在那里当过一个小学的校长，所以我母亲杨世兰后来受其影响很大，也上了师范学校，并于毕业后的1953年在县城西40里地的河溜区中心小学，当了一名有编制的“乡村女教师”。大约在1955年间，外祖父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暴病身亡，淮南的家人不愿处理他的丧事，我父亲便乘船去了淮南，用一张芦苇席将他卷捆后，搭乘小火轮回到怀远，葬在县城南的荆山北麓，这个人也从此成了我们家的“禁忌”，外婆与爸妈也从来没有在我们小孩面前说过他的情况。我还知道淮南市有名的“红叶诗社”的周墨兵先生，他的爱人就是怀远唐集的唐家人，她的绘画作品秀雅清越，我也曾有幸受赠一幅。1975年，我在初中毕业时，还曾经随县城里“工农兵中学”的同学们去淮南市“拉练”，背着行李、步行几十公里来到淮南参观“万人坑”和采煤矿井，接受阶级斗争的“忆苦思甜”思想教育。记得当时我还应在我们家生活的姑外婆（外公的姐姐）的要求，她给了我联系地址和电话，顺便到蔡家岗看望了外祖父留在淮南的亲人，这些，一转眼过去，都是四十多年以前的往事了。

我在1982年7月参加工作以后，与淮南市的交道打得其实并不多，有一年我为了一个编辑全省文物地图集的事情到淮南出差，办完事后，与周墨兵老馆长说，希望去唐代寿州窑址上观察一下，他安排一个人带我去了东郊一个矿山地带转了半天，没有看到一个瓷片。

再后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深入，老工业城市的转型，终于开始意识到文化建设与文物保护是一个城市文明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淮南市做了文化设施上的补课活动，连续多年“豆腐节”的举办、市博物馆的选址重建、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与维修、传统村落的申报、近代工业遗产的保护、九龙岗近现代典型建筑的原址保护、寿州窑遗址的规划编制、大唐电力公司技改方案、考古发现与博物馆陈列展览、淮南市社会文物的管理与调查等等，我曾多次陪同领导与专家来此考察学习，了解到淮南市的发展变化，淮南文化、文艺界人士的愿望与要求，又相继认识了一批书画艺术家。

再后来的近二十年间，淮南市的文物博物馆事业在几届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有了厚积薄发式的长足进步，新博物馆的落成与陈列展览的对公众开放，配合公安部门侦破了一系列的文物盗墓案件，代表着淮南市级研究水平的《寿州窑》、《淮南市博物馆藏铜镜》、《淮南市文物精华集成》、《淮南市历史陈列研究》等几部学术报告的出版，以及文物征集工作的开展，都与沈汗青的精心谋划和勤勉工作分不开。

现在汗青与我虽然都离开了奋斗一生的工作岗位，当然我们仍然会关注、关心过去工作范围的事情。令人高兴地的事是，省保单位“武王墩”大墓的发掘工作已经列入淮南市和安徽省文物局共同的目标任务，在市博物馆里看到的收缴被盗文物漆器鼓座、青铜虎座与成套的铜编钟显示，这将是安徽省继民国时寿县“李三孤堆”战国墓之后，又一次楚国晚期大墓的重要发现，投资数千万元巨资的一次发掘，将成为安徽省考古史上与淮南市历史上的“之最”，我期待着今后有机会前往考察观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