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县古称寿春，殷代时为南国诸侯疆域，其址西据淮河，东临淝河，北依淝河入淮口，隔河临靠八公山，“侍水以为固”，四周以水为天然屏障。到春秋时，古寿春已发展为当时全国六大都会之一，先后成为蔡、楚两国的国都，人口达到35万，一跃成为寿春历史上最大的城市规模。城市内外，舟楫如梭，商贾云集，其交通、经济、文化上的地位声名远播。这段辉煌，司马迁和班固分别在他们的《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中，都有记载。

古寿春能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都会，主要赖于水陆舟车之利。公元前360年，魏国开凿了鸿沟运河工程。鸿沟下游连接颍水，经颍口注入淮河，而寿春正是离颍口最近的一座城市。从寿春出土的战国中期鄂君启节铭文可以看到，当时的寿春城是楚国水陆交通枢纽之一，从下蔡地区向西、向南，都有车路相通，西达方城，南通居巢、长江。经商的范围北起河南南部，南方包括今日两湖、江西和安徽，淮汉长江及湘资沅沣，都有他的商队的足迹。寿春引人注目的通衢地位，在晋代伏滔《正淮论》中也有记载：“寿阳东连三吴之富，南引荆汝之利，北接梁宋……西援陈许。”水陆舟车之利使寿春迅速成为当时最繁华都市。

古寿春“筑土为城”逐步得到发展壮大，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无可避免地长期受到水的侵袭。史书记载，北魏延昌元年(512年)，大雨十三日，洪水冲垮土城墙涌进寿春城内，房屋皆被淹没，时任扬州刺史的李崇驻守在寿春。李崇是中国鼓楼的发明者，北魏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官和厚，受纳辞讼，明于决断，在寿春留下了“李崇断子”这一见于《魏书》、《北史》和《颜氏家训》的著名案例。其时，李崇不惧险恶，与部下泊于州城。下属劝他弃城北上八公山，李崇慨然答道：“吾受国重恩，忝守藩岳，淮南万里，系于吾身。一旦动脚，百姓瓦解，杨州之地，恐非国物……吾岂爱一躯，取愧千载。但怜兹士庶，无辜同死。可桴筏随高，人规自脱。吾必守死此城！”大水后，李崇征集民力修复城墙受损部分，并烧制砖块对城墙薄弱地段的外墙进行包砌。经过多年积累，城墙终于发展成为现在“夯土为墙，基础砌条石，外壁包砖”的模样。

从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年）到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24年），寿州古城经历了一次长达百余年的整修加固。期间共经历了七个皇帝，对于修建寿州城墙，都能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矢志不移。重新筑就的寿州城墙，全长7152米，均高7米，底宽22米，顶宽6-10米，墙体以石作基，用土夯筑，外侧贴砌砖壁。城开四门，东门“宾阳”，谓之此门每天迎接的第一个客人就是太阳；南门“通淝”，自然说明此门护城河通向淝水；而西门“定湖”、北门“靖淮”，表达的则是希望平定不知何时就会泛滥的洪水。

寿县城三面环水，每当淮、淝洪水泛滥时，古城宛在水中，因而城墙所具有的防洪功能十分重要。古人在建筑城墙时充分考虑到这一特征，将城墙最低高度建得比淮河干流上凤台硖石山口最高水位略高出一些。硖山口也称硖石，位处寿县城下游十来公里处，号称“淮河第一峡”。将城墙高度这么处理，可以使淮河洪水快要涨至城墙顶时，就会从硖山口一泻而下，从而奔腾到海，确保洪水不会漫进城内。寿县人形象地把这种现象称为“水漫狮子头，水从孤山流”。意思是说，当淮、淝洪水淹到古城门外的狮子头时，就会自动从淮河流走。

当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把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寿县城墙建成后，面对汹涌的洪水，也并不是金汤巩固一劳永逸。随着宋金以后黄河南徙，淮河入海口被夺，寿春城屡遭水灾。据《寿县志》记载，自1671年-1949年的278年间，寿县共发生各种水涝灾害57次，几乎每5年一次大水。在明嘉靖前有记录的150多年里，城墙先后有7次被洪水冲破。在抵御洪水的惊涛骇浪中，前人围绕改造和完善城墙防洪功能，兴建泊岸，改善瓮城，建造月坝，使城墙更加坚固，古人赞其“金汤巩固”，“若生铁之熔铸”。通过上述特殊处理，使得寿州古城自明嘉靖四十五年大水“坏城”后，虽然洪势有增无减，但无论洪水如何咆哮，城墙再也没有被冲破过。这个奇迹，造就了“铁打寿州城”之说，“金汤巩固”成为现实，寿州被人们誉为“永不沉没的城堡”。1954年淮河泛滥，洪水围城，最高水位离北城墙顶部不到半米，人们坐在城墙上伸腿便可洗脚。1991和2003年淮河大水时，寿县城成了汪洋中的一个“小木盆”。当时，寿县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成了淮河能不能取得防汛抗洪胜利的标志。寿县人只是将城门一关，便保得城内10多万人安然无恙。

岁月悠悠，世事沧桑。随着淮河逐步得到治理，洪水已不再那么汹涌。寿县古城与北京古城、西安古城一样，已经发展成著名的旅游景点。站在高高的古城墙上，看城内鳞次栉比的古建筑，望街道车辙深陷的青石板路，观绕城一周碧绿的护城河水，不经意间，古城几千年的历史风云，就会在你的眼前翻卷起阵阵的苍茫烟雨。（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