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闯海歌》的开头，李少君是这么写的：“我被1980年代启蒙出自我意识和个人精神/我想要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就得去大海边/我迷信海洋是史诗、英雄与奇迹发生之地/我可以在海上建一座宫殿或某种海市蜃楼/以满足我的激情寄托我的梦想和辉煌”。“我”对于海洋的迷信，正是80年代的典型意识。诗中写到“我”出门前听到收音机里唱着崔健的歌曲：“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同样捕捉到了80年代文化氛围里涌动着的对于海洋的向往。

《闯海歌》中的"我"是一名从珞珈山下来到海南的流浪歌手，从海口人民公园三角池到东西湖边的角落，再到天涯海角和通什，最后又重返海口的咖啡厅，一路由歌声相伴，“我”经由种种奇遇变得成熟，最后在海口咖啡厅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全诗充满了一种兴奋而跳跃的节奏。这种兴奋感，来自于诗中的“我”以一双年轻好奇之眼发现海南处处都是新鲜事物：“椰子树、槟榔树、棕榈树，我第一次看到/海南话、广东话、广西话，我第一次听到”，“我捡到过凤尾螺、鹦鹉螺、海螺和各色贝壳/也认识了海龟、水母、珊瑚和砗磲、阴沉木”，第一次喝到椰子水让“我”感到享受，第一次进入“望海国际大酒店”则让“我”感到紧张……

在西方汉学的“抒情传统论”对于《诗经》的讨论中，研究者们将“赋比兴”之“兴”视为初民对于新鲜世界之诗质的捕捉，这种对于新鲜世界的发现与言说给诗歌带来了音乐感和“上举欢舞”的自然节奏。《闯海歌》也是如此，诗中那种兴奋跳跃的节奏与看似带着某种稚拙的语言，其实是诗人有意营造的一种诗歌风格，是年轻的流浪歌手“我”面对一个新鲜世界所发出的迫不及待的声音。这个年轻的“我”，承担了诗歌突破传统的诗性语言边界、将大量现实名词放入诗中的功能，也使得古典抒情诗中虚无缥缈的幻想之海变为充满朝气蓬勃的建设精神的现实之海。诗中“我”的年轻与激情，当然也是彼时海南的年轻与激情。

除了1988年的故事，《闯海歌》更是一个关于当代的故事。当年的流浪歌手“我”如今已将歌声传遍大江南北，《闯海歌》结尾处的那首《我是有大海的人》代表着对于往日新鲜稚拙声音的超越：“我是有大海的人/我的激情，是一阵自由的海上雄风/浩浩荡荡掠过这一个世界……”这里的“我”不再怀有1988年式的兴奋跳跃，而是呈现出成熟与稳定的力量。海洋不再是传统诗歌中的缥缈异世界，而是已经成为中国诗歌的一种内在精神。(罗雅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