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过年必有一碗用鲤鱼做的“碗头鱼”。这鱼不过七八两左右，做法简单，一般不放什么佐料，只是用油稍微煎煮，因为要在碗中呈现出完整的形态，所以也不切段，显得很是简陋。

“碗头鱼”是一种蕴藏着祝福和禁忌、交织着简陋与神秘的矛盾食物。我们从父母口中得知，“碗头鱼”之所以用鲤鱼，不仅仅有鱼本身“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更有“鲤鱼跳龙门”的真诚祈愿。同时，还被告知这鱼春节期间绝对不能吃的，而要等到正月十六送年后才能享用。“碗头鱼”其貌不扬，却功能强大，在春节里除作为主菜担负祭祀的任务外，在有客人上门时还担负着“装点门面”的重要使命。大人带小孩去作客，也都会暗里告诫这鱼是只能看不能吃的。主人招待客人时，往往会拿筷子在盛鱼的碗沿边敲一敲，以示让客。客人也会客气地跟着敲一敲，以示吃过了。这约定俗成的奇怪礼仪，深深暴露了贫穷短缺的无奈。

在物质并不丰富的年代，吃上鱼肉是逢年过节才有的事情。在正在发育、缺少营养的馋嘴儿童心里，除了糖果等甜味零食外，鱼应该是最想吃的菜肴了。可惜的是，没有一家父母会无缘无故买鱼回来打牙祭。吃鱼吃肉，成了那时最渴望的事情，就像有一段时期里的中国儿童，把肯德基和麦当劳的香味变成童年里最美好的回忆一般。

那“碗头鱼”虽不能吃，却顿顿都要蒸煮。有经验的主妇为了防止破坏鱼的形状，于是就在灶台锅边的井罐里加水来简单蒸热，一直蒸到送年结束后，才重新添加佐料烹饪，然后晚上一家人共同吃起这已经念叨或忽略了半个多月的鱼。那滋味是笔墨难以形容的。与今天吃鱼以“鲜”为上的口味不一样，那时我们对那浓浓的带着酱汁味的鱼汤，还有已经透熟松软的鱼肉更加情有独钟，几口汤浇上去，再加上父母夹给的几小块鱼肉，那种香浓滑腻，就足以扒下一大碗米饭了，在回味无穷的时候，却只能揉着饱胀的肚子徒叹奈何了。

但在我家，并不能“准时”吃到这“碗头鱼”。精明的母亲将这能看不能吃的禁忌延长了，她想着等开春请人做田的时候，也可以算作一碗下酒菜。而每到那时，客人也都夸赞这鱼真好吃，连带着帮忙做活都勤快了三分。

有一年，还不算特别懂事的我，禁不住那鱼香的诱惑，趁着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地从橱柜里端出那已经摆放了好长时间却仍旧完整的鱼来，偷偷地从底部用筷子戳了一小块肉来，慢慢放在嘴中。我彷佛看到那鱼的眼珠中带着一种蛊惑的笑意，那声音分明在说：“来，快吃吧，多好吃的鱼啊！”我嚼了嚼这鱼肉，却发现什么味道都没有，根本就不好吃。我似乎忘记了，这鱼除了简单蒸煮，根本就没放什么佐料。我不死心，又夹了一块，依旧味同嚼蜡。再看，那鱼眼似变成嘲笑，在提醒着我：“等着挨揍吧！”看着那已经被破坏的鱼形，我蓦地无言而泣，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出于羞愧。

我并没有挨揍。晚上，母亲什么也没说。她将鱼添加了佐料重新红烧端上桌，说是给父亲做下酒菜。她看了我一眼，说明天做田的人来了，要买一条草鱼，这鱼太小，不够吃。我吃着母亲递给我的用浓浓鱼汤泡过的米饭，还有那背脊上最好的一大块鱼肉，头一次觉得晚饭的时间是如此漫长，漫长到满嘴的美味也难以下咽。第二天做田，我也嚷着跟去帮忙，回家吃饭的时候，已经没了那往年一直都有的“碗头鱼”，而是一碗红烧鱼块。无端的是，我却怀念起昨晚才吃过的“碗头鱼”来。从那以后，我家的“碗头鱼”都是送完年后就能准时吃了，直到这个习俗随着改革开放后生活好起来在乡村渐行渐远，成为一份遗忘在过去的记忆。

现在回想，随着时代发展、国家繁盛、家庭富裕，童年记忆里吃、穿、住、用、行、玩等方面有太多曾经神秘珍贵、稀罕少见的事物，如“碗头鱼”一样慢慢变得普遍寻常、直至遗忘消失，这些变得寻常甚至消失的事物也成了70年来祖国富强和民族复兴的绝佳见证。(何亚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