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六十年代。那时，中国刚刚从灾难深重的三年自然灾害中走过来，积贫积弱。加上文革的影响，贫穷落后成为那个年代的鲜明特征和代名词，也反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上学路。

七十年代初，我上小学。学校是一个“泥桌子，泥台子，上面坐着泥孩子”的破败村小。虽然离家只有二里多路，不算远。但完全是土路。晴天还好，一群小孩子，走着玩着闹着，很快也就到了。可一到雨雪天，上学就成了极困难的事。下一场雨要好多天路才能干，路上一趟泥水。家里穷，买不起胶鞋，天不冷的时候，我们就光着脚上学；天冷的时候，就穿笨重的麻窝子。光脚走在烂泥里，很容易滑倒，常常跌得一身泥水；麻窝子沾上泥水，就变成两个湿重的泥沱沱，陷在烂泥里拔不出来；有时候，还眼睁睁地看着笨重的油布伞被风吹跑老远。所以，一条路上，哭声、叫声响成一片，每个孩子也都成了真正的泥孩子。那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上初中，路途更远了，路况也更差。不但难走，还多了些凶险。

因为原学校撤除初中班，我们只能中途到另一个大队去上学。其间四里多路，全是弯弯曲曲、长满荒草的田埂。更难的是，中间还横着一条长年流水的灌溉渠。那渠上有一座窄窄的小石桥，但得多绕二里路，还要经过一个乱坟岗，我们一般不愿意走。冬春枯水季节，我们就拣个窄的地方，用力跳过去；夏季水涨时，就脱了鞋子趟水过去。在那里，我曾两次遇险。有一次趟水时，不小心一只凉鞋被水冲走了。那是我拥有的第一双凉鞋，是我跟父亲软磨硬泡才得到的，我很珍惜，就跟着水流去撵。水流太急，我也被水冲走了。顺水漂了好远，才被几个同学合力救起。还有一次是下雪天，大雪封门，别的同学都没去上学，而我不愿意缺课，就一个人去上学。水渠被雪填满，找不到路，我一下子滑到渠底，雪埋了我的大半身，怎么都爬不上来。放学时我总不回家，父亲沿路寻，才找到快被冻僵的我。那条上学路，留在记忆里的，至今还是恐惧。

我上高中时，路就好走多了。宽宽的大马路，铺着煤矸石，下雨天也不粘脚。只是，二三十里的路程，只有三分之一路段通公交，其余的路，还得步行。而一毛钱的车票，我们往往也舍不得，就常常一路步行来回，全程要两个多小时。好在，那时住校，一周才回家一次。

八十年代中期，我考上本市一所大专，进城上学了。二十多里，不需步行，但要转乘几种交通工具。从家到集镇之间，弟弟骑二八自行车接送；从集镇到淮河渡口一段，乘坐开起来“嘣嘣嘣”响的营运三轮车；再就是过轮渡；渡口到学校的一段，乘坐公交车。辗转下来，也得一两个小时。

可以说，我的上学路充满了艰辛；而儿子的上学路，就方便快捷得多。

儿子是个九零后，六岁开始上学。他学习和生活的时代，是我们伟大的祖国走向繁荣昌盛的新时期。他的小学和我工作的中学仅一路之隔，听到预备铃响出门都不会迟到。所以，六年时间，上学路上，他没有经历过风吹日晒雨淋。儿子上中学时，我们进城买了房，把他转到了城里上学。学校离家四里多，从家门到校门，公交车直达，准点准时，方便快捷。他上的高中，是我们当地最好的高中，在市中心，离我家只有几站路，乘公交车也很方便。但由于高中学习紧张，周一至周五他住校，不需路途奔波。后来，家里买了车，周末放学、上学，我们就直接开车接送了。

和所有的孩子一样，考上大学，总算可以摆脱父母十几年的管束了，便都想离家远远的。儿子2008年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就本着一个原则：绝不在省内上大学；我们也想让他出去锻炼锻炼，也很支持他的做法。最后他被天津一所大学录取。虽然相隔一千多里，但坐火车很方便。买张卧铺票，车上睡一晚就到了，跟在家里睡觉没多少区别——如果是现在，通了高铁，连觉都不用睡就到了。

真正是，不同的时代背景，成就了我和儿子不同的上学路。这上学路也折射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伟大祖国的巨大变迁。(武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