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徐则臣短篇小说《兄弟》

徐则臣被称为“中国70后作家的光荣”。观其出道以来的小说，“花街”“京漂”是坚定的两大主题。短篇小说《兄弟》作为其“京漂”题材的又一发力之作，在沿袭关照现实和底层的基调上，通过一群底层人物的塑造，深刻折射出作品主题的孤独和人物命运的疼痛。

小说写一个叫戴山川的青年到北京寻找“另一个自己”，邂逅“我”、行健、米萝等靠贴小广告、办假证、卖盗版碟在北京艰难度日的底层“京漂”。在他们看来戴山川的行径荒诞又不可理喻，一致认定“这家伙有毛病”。但戴山川却一再强调“我要找的就是另一个我自己”“我一定能在这里找到戴山川”。小说以荒诞的开头鲜明地揭示其来京的目的性与他人的本质区别：前者在于精神性、灵魂性，而后者在于物质性、生活性。

小说在插叙中透露出戴山川荒诞行径的原由：

一岁不到，他不好好吃饭，爷爷奶奶指着一张镶在精美相框里的大照片说：“认识吗，这是谁？”

戴山川指指自己。

爷爷奶奶摇摇头，“不是这里的你，是在北京的你。”

此后那个照片上的自己就成为父母时时拿来威胁他的法宝：“他不好好睡觉，爸爸妈妈也指那张大照片给他看。‘再不睡，咱们换了那个戴山川回来吧。’”

这种司空见惯的大人哄骗孩子伎俩，在主人公幼小的心灵里扎下根，以至于“很多年里，他最怕的人不是父母，不是老师……而是墙上的那个自己。”再后来，“他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他了。”孤独的心路历程中他喜欢和照片上的那个自己说话，“他是最好的朋友，也是唯一的朋友。”
审视主人公的心路成长不难看出，他与“墙上的自己”实则建立起一种相互依存又制约的关系。如果说这种关系是一张大网，他的家人不过是为其开了个头，是他自己在经年的自我情感体验里将它一点点编织成形，并严严实实地将自我围困。他于精神层面再现了另一个自我存在的可能，于虚无和不为人知的自我世界里完成对自我的精神绑架，而这种自我绑架恰是其内心无边孤独的生动再现。

作品的深刻还在于成功塑造出“鸭蛋”这个附加角色，他以“传人”的身份延续了戴山川的自我精神绑架。因卖鸡蛋灌饼的老乔两口子无暇照料年幼的儿子鸭蛋，常将他锁在家里，戴山川带鸭蛋去照相，生生地给他臆造出一个叫“鸡蛋”的弟弟来。他的理由是：“我们需要另外一个自己。”果然，鸭蛋对照片上的“弟弟”倍加关爱，他听话了，“该吃时吃，该喝时喝，该睡觉睡觉。一个人待着也不吵不闹，脸对脸跟鸡蛋说话。”
小说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鸭蛋是谁呢？他是“京漂”的后代，若干年后很可能成为新一代“京漂”。尽管年岁不同，但身处特定的大环境之下，他们内心的孤独感却高度一致。他们建立在自我虚设的基础上实现的情感自慰，在反衬其心灵孤独和荒凉的同时，更给人以命运的疼痛之感。徐则臣在《兄弟》的创作谈中说：“我希望写出压强更大的短篇小说……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能让你感到针刺般的锋锐与疼痛。”这种疼痛在小说的结尾处尤为出彩：当推土机就要强拆掉他们的租住房时，鸭蛋突然哭喊起来：“鸡蛋！我要鸡蛋，我要鸡蛋弟弟！”面对顷刻间被废墟掩埋的“弟弟”，小说在瞬间将这份疼痛推向了绝顶的高峰。

《兄弟》主题的孤独和疼痛，从宏观上更反映为那群底层“京漂”身处都市底层的艰难现实。那些贴小广告的、游街串巷的小商贩、摆摊卖盗版光盘的，在四处碰壁的空间里过着惊魂未定的生活，却又常常陷入彼此之间的帮派冲突。“一个地方的老乡结成伙，职业相近的一群也拉成帮”，如作品所说，闲下来的时候，“打群架更像是个集体游戏，成了清闲无聊时日里的调剂”。其实，这种弱者与弱者间的相互侵害，这种面对坚硬现实后无力排解内心苦闷的暴力内指，在加剧凸显其身份的卑微和孱弱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小说内涵里更为隐秘的一种疼痛呢？(东方亦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