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同事聚会，去的一家饭店叫“六十年代土灶台”。我一时好奇，走到后厨门口向里张望，真的有一个大大的土灶台。一时间，往事像放电影一样纷至杳来。

儿时的光阴，大半在姥姥家度过。姥姥家的院子挨着河边。进了院门，右手边是一溜五间青砖上房，左手边只有一座青砖灶屋，上房和灶屋之间，有一条窄窄的青砖小路相连。灶屋旁边长年堆放着麦秸秆稻秸秆，再旁边，是一个小门，推开门，沿着青砖台阶走下去，就到了河边。

灶屋不大，一个土灶台就占去二分之一的面积。灶台砌得牢固，连着烟囱，通向屋顶。姥姥干活儿利落，又爱干净，灶台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拾掇得清清爽爽，锅碗瓢勺、油盐酱醋各归其位，取用方便。灶台上方的墙壁上还贴了一张花花绿绿、好看的年画。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灶王爷的画像。姥姥有时会在画像下面摆放些她炸的面点心，引得我和弟弟垂涎欲滴。

姥姥是个会过日子的人，家中的日用品，能自己动手做的，就不会花钱买。这一点，从土灶台上就能反映出来。灶台上的木头碗柜，是姥爷亲手打的；锅上的盖子，是姥姥用柳条编的；涮锅用的“抹布”，是姥姥种的丝瓜的老瓜瓤子；舀水的水瓢，是个对半剖开的葫芦；烧灶的柴禾，是姥姥收集的秸秆；菜篮、馍筐、筷筒、水缸盖……都是姥姥用竹条、高粱秆子编的。就连灶屋窗户上的红绿窗花也是姥姥亲手剪的。

记忆中，姥姥瘦小的身影，不是在田间地头忙碌，就是在灶台前忙碌。清晨，鸡叫头遍，姥姥就起床梳头，打开灶屋门，抱柴禾生火烧水。水烧开，紧接着就熬红芋稀饭、馏红芋馍馍。我们一起床就能吃上热气腾腾的早饭了。天冷的时候，一日三餐，姥姥都带着我们在灶屋吃。实际上，冬天时，我们一整天几乎都待在灶屋里。我和弟弟坐在姥爷打的木头方桌边，拍“画片”、翻“花绳”、弹弹珠、垒房子，津津有味地一玩就是半天。姥姥坐在灶台前的小马扎子上纳鞋底，线绳扯得长长的，声音“嘶啦嘶啦”的。灶台上煨着一锅水，灶洞里埋着几个山芋，甜甜的香气弥满整个灶屋。

土灶台最忙碌的时候就是过年过节时。姥姥在灶台上炸丸子、包包子、煎鱼块、蒸花卷、熬灶糖、煮腊肉……从早到晚不拾闲。灶屋里蒸汽腾腾、香气缭绕。我和弟弟最爱看姥姥熬灶糖。姥姥先把山芋洗净、削皮、切块，倒进大锅里，再倒上大半锅井水，盖上锅盖，慢慢烀。我帮着添柴火。烀呀烀，直到水干了，山芋熬成了糖稀，姥姥抽出两根筷子，绞上两股，递给我和弟弟，看着我俩欢天喜地地接过去，伸出小舌头舔个没完。姥姥的脸笑成一朵大菊花。姥姥用山芋糖稀粘煮熟的米粒和花生，再趁着糖又热又软的时候用菜刀切开，切成一方一方的，留作年下待客用，再挑出几方品相好的留作年二十三祭灶用。

熬灶糖的过程中，不时有左邻右舍的小孩子、大姑娘、小媳妇过来串门，都是被那香气吸引过来的。姥姥不吝啬，总会盛出冒尖儿一簸箩花生糖请大家尝鲜。于是，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灶屋。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不论城里还是乡下，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煤气灶。土灶台，已渐渐消失在岁月深处，成为曾经的记忆。而那些伴着土灶台成长的岁月，永远是我记忆沙滩上最闪亮的贝壳。（赵闻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