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矢，不可复还，但可追忆。从2011年8月写作第一篇《淮南子》研究论文，时至今日，已过去近十五年的时间。昔日从未想到，有一天自己会选择从事《淮南子》研究并将之作为一生的学术志业。当下回头再看，不觉心中感慨人生的缘分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如此的妙不可言。
我与绝代奇书、盛汉道典《淮南子》实有莫大之“机缘”。“机”在于2002年7月，我有幸来到位于安徽省淮南市的安徽理工大学工作，从此和“淮南”二字结下了人生中的不解之缘。也因长期在淮南市工作，我才有机会真正接触和开始研究《淮南子》一书。“缘”则在于2011年9月，第六届《淮南子》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淮南市洞山宾馆召开，我带着所写第一篇《淮南子》研究论文参加会议，并同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其时，刚过而立之年不久的我恰好进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跟从张荣明先生攻读中国思想史专业的博士学位，因此，这次研讨会不仅是我博士期间第一次正式参加的《淮南子》学术会议，而且更是我从事《淮南子》研究的学术起点。会后返回南开大学，心里便默默告诉自己：就将《淮南子》研究作为一生的学术志业吧。如果此生能做好这一件事情，便可无悔。以后十余年，再未有任何改变。
选择《淮南子》研究作为一生的学术志业，对我来说，并非偶然轻率之举，而是由于自己对这部绝代奇书、盛汉道典从一开始就由衷地欣赏与钦服。首次通读《淮南子》二十一篇后，我为这部汉代道家思想巨著“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论”的磅礴大气，“多为之辞，博为之说”的斐然文采所折服，认为它才是自己想要研究的学术对象，同自身的性情颇为投契。我一直认为：只有选择真正喜欢的事业，方能将其做到极致。而与《淮南子》结缘，正是我之莫大幸运。
在研究《淮南子》的过程中，我深感仅就“书”论“书”实则很是局限，只有从这部经典的文本思想出发，走向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才能另辟蹊径，别成新识。缘此，我开始由《淮南子》研究进一步拓展至“三种文化”研究——道家文化、淮河文化与楚文化，并试图借助这三种文化来观照《淮南子》一书，进而形成具有学术创新价值的一家之言。《淮南子》本身即是汉代道家文化的杰出代表，但要“穿透”其哲学思想的内核、本质及特点，则必须对先秦至近现代的道家文化形成贯通性、整体性的研究把握；《淮南子》一书诞生于淮河流域中游地区，是古今淮河文化发展史上的璀璨明珠，因而离开对淮河流域和淮河文化的深入研究，势必难以在《淮南子》研究上“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谈出更接淮域地气，更显《淮南子》本色的观点看法；从春秋至战国时期，《淮南子》的诞生地深受楚政治、楚文化的深刻影响，而西汉前期淮南国国都“寿春”更是曾为19年的晚楚“郢”都，这让《淮南子》全书不可避免地带有至为浓郁的楚风楚韵，堪称楚文化在汉代最具影响力的传承光大之作。结合以上“三种文化”来重新聚焦透视《淮南子》，我认为必能突破被“书”所限的困境，取得新的学术创获，甚而能开拓出新的《淮南子》研究领域来。基于此种认识，在完成出版《道治天下——〈淮南子〉思想史论》（2018年）、《大道鸿烈——〈淮南子〉汉代黄老新“道治”思想研究》（2020年）两部专著后，我又出版了《大河明珠——〈淮南子〉与淮河文化研究》（2021年）一书，将《淮南子》研究和道家文化、淮河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开展新的学术探索。
时机的到来总是让人难以预料。2020年以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武王墩一号墓”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而“武王墩一号墓”所在地就位于现今淮南市田家庵区三和镇徐洼村，恰好也在安徽理工大学西北方向不到7公里之处。随着“武王墩一号墓”抢救性考古发掘成果的逐渐披露，本土学术文化工作者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楚文化对古今淮河流域、淮南地域的深远影响，并深入研讨其对当前阶段淮南市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所能起到的新的促动作用。借此难得的历史契机，我着手推进早有计划的《淮南子》与楚文化研究工作，尝试提出、界定与阐释“淮楚文化”这一核心概念，用其来观照现有的《淮南子》研究、楚文化研究，以期获得创新性的学术认知，为淮南文旅经济、文化产业发展及城市文化形象塑造贡献绵薄之力。正如《淮南子》所云：“得在时，不在争”，我深感：“武王墩一号墓”的横空出世，实乃我们这一代淮南学术文化工作者的幸事！又如《淮南子》所言：“时难得而易失也”，我同样深知：我们这一代淮南学术文化工作者肩头上必须承载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不能无动于衷、无所作为。
由此，我多年来的《淮南子》研究终于同道家文化、淮河文化与楚文化等“三种文化”实现有机融合，初步构建起了体现自身治学特色的学术体系。我常与友人戏言这一学术体系就仿若“楚大鼎”一般：《淮南子》研究是“鼎身”，道家文化、淮河文化与楚文化等“三种文化”则为“鼎足”，正是一部汉代道家经典和“三种文化”支撑起了我的学术体系及事业，寄托着我的学术生命。当然，如道祖老子曾言：“自知者明”。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只是在学术研究上向前推进了一步而已。距离这一学术体系的真正构建和完成，仍有千里之遥，仍需持之以恒，稳步前行……
回顾十四年来的学术历程，心中难免有些感慨，但更多的却是沉思。学者的生命是有限的，如何让有限的生命为《淮南子》研究做出更多有价值的贡献，进而为道家文化、淮河文化与楚文化等“三种文化”的研究亦有一定的新贡献，这或许是我余生所要坚持求索和努力实现的终极目标。究竟能不能如我所愿呢？唯有时间可证、生命可证了。但也缘此心愿，促使我在2025年年末整理完成《凤鸣长淮——〈淮南子〉与楚文化、淮楚文化研究》的书稿，希望在即将到来的农历丙午“马年”里用一部新的《淮南子》研究专著，对自己学术生命做出又一次认真的交待。“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以此自勉，不亦宜乎！
（高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