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一首流传于井冈山根据地的歌谣充满着群众对党和红军的赞颂。中国工农红军建军之初，“纪律”就是一个鲜明的关键词，体现了人民军队革命的坚定性、政治的自觉性和纪律的严肃性，是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白色恐怖，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党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而艰苦探索。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发，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

当时部队成分复杂，除了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安源工人纠察队、萍乡农民自卫军等工农武装，还有被收编的黔军余部。许多官兵来自旧军队，带有官僚主义、军阀习气，作风自由散漫，随意拿老百姓的财物，有的战士纪律性不强，不听指挥，乱说乱动，吃了老乡的红薯，老乡对此颇有意见。群众利益无小事。毛泽东指出：“我军来自工农，是穿军装、带了枪的工农；旧军队压迫工农，我军则是保护工农；我军和广大群众是鱼水关系，必须打成一片，得到群众的拥护，否则我军就不能生活，也不可能打胜仗。”他决心整肃军纪，将工农革命军建成一支真正代表工农利益、与旧军队有着本质区别的人民军队。上山前，毛泽东向全体官兵郑重宣布了三条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这就是“三大纪律”的雏形。经过教育，部队作风显著增强，赢得当地群众的信任，在井冈山逐步站稳了脚跟。

1928年1月，当工农革命军进驻遂川县城时，毛泽东又宣布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条，发展成“八项注意”。之后，毛泽东同志每到一地都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意见，总结开展群众工作的经验，整理归纳补充过去制定的各种纪律。正是因为红军队伍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时刻维护群众利益，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坚定革命的前进方向，开辟一片新天地。

1947年，解放战争进行一年后，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变化。国共双方的军事有生力量消长，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与之相反，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由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进攻，掌握战争主动权。但是由于战争深入解放区腹地，许多地方的生产遭到破坏，解放军的物力补充遇到很大困难。在此背景下，解放军需要更严格的执行政治纪律、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等，以满足新的革命形势要求。10月10日，毛泽东同志起草发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做了系统规范——三大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最终，在党的领导下，解放军以严明的纪律迅速取得人民的信任，赢得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支援，在敌我军事实力悬殊、武器装备落后、自然环境艰苦的情况下取得胜利。

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进程中，纪律建设始终伴随着党的事业发展,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铁的纪律铸就了“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政治意识，形成了血浓于水的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锻造了党和人民军队无往不胜的战斗力。保证党和人民休戚与共，奠定了我们党成为世界上最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要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扬了党重视纪律建设的优良传统，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三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断完善纪律规矩，使制度、纪律成为不可触碰的带电高压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加强纪律建设。”

新征程上，党员干部要从党章总源头出发，坚持维护党章权威，捍卫党章尊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明纪律规矩、增强纪律定力，把他律要求转化为内在追求，用党章党规党纪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用，锤炼党性修养，提升履职能力，做自我革命的表率、遵规守纪的标杆。

(通讯员 殷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