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共小甸集特支成立100周年专稿之七

方运炽，又名方英，曾化名高中林（高钟灵），1906年出生于寿县瓦埠乡王郢村。幼年在乡随塾师听读，跟随曾参加辛亥革命、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张树侯先生。稍长入瓦埠小学就读。在芜湖、上海求学期间，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加之恽代英等革命家的引导，开始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青春热血，追求光明立志报国

1919年初，方运炽与志同道合的曹广化等结伴到芜湖求学，考入安徽公立职业学校。“五四”运动期间，他积极联络各校学生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抵制、焚毁日货，以实际行动声援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同时，还广泛结交进步师生，如饥似渴地学习、阅读进步书刊，不断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1922年，他与薛卓汉等人在芜湖创办了“爱社”，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研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1922年春，方运炽与曹蕴真、曹渊、薛卓汉、徐梦周、陶淮、李坦等数十位寿县籍学子先后来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革命理论。学习之余，他们积极参与组织、管理平民学校，宣传革命，发动群众，组织工会，培养革命骨干。1923年5月，方运炽又和薛卓汉、曹蕴真、曹渊等人，在芜湖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发起并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培养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同年冬，直属中央的中国共产党小甸集特别支部成立，方运炽经曹蕴真、薛卓汉介绍入党。1924年9月，经薛卓汉介绍到寿县瓦埠小学教书，以教书作为掩护，深入农村调查研究，通过组织学生会、群众集会等形式，宣传党的主张，发展组织，培养积极分子。是年，中共瓦埠小学支部成立，方运炽任书记，直属中共中央领导，下辖李山庙、吴山庙、窑口集、小甸集、宋竹滩、上奠寺6个党小组。至年底，支部拥有党员人数接近当时安徽省全省党员的一半。

赴苏留学，肩负重任转战江淮

1926年冬，方运炽由党中央派往苏联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方运炽以第三国际东方特派员的身份回国，并改名方英。当时，大革命已经失败，全国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中。肩负着重任的方英，开始了转战江淮之间的艰难岁月。1929年8月5日，方英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在六安、霍山两县交界的豪猪岭主持召开了六安、霍山、霍邱、寿县、英山、合肥6县党的联席会议,集中讨论武装起义问题。9月,中央第三高级训练班开学,方英任教务主任,并由中央指定担任该班党支部书记。11月，他任中央巡视员到安徽视察和指导工作，亲自参加并领导了六安独山农民起义。1929年底，方英回到中央，被分配到中央秘书处外交科工作，保证中央同地方的联系。方英在工作中勇于负责，善于引导，得到了组织上的充分肯定，不久便接任了外交科主任职务。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方英表现出高度的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2月后，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方英凭着在苏留学时对王明的了解，认为王明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革命经验而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不适合担任中央领导的重任，他把自己的看法通过组织反映给中央。

巡视皖北，创建皖西北根据地

1931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成立，此时化名高中林的方英，被推选为省委书记（未到职）。3月10日，方英被中共中央指定为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宣传部长。

1931年3月27日，方英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到安徽视察指导工作，巡视皖北时，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斗争需要，在寿(县)、凤(台)、阜(阳)县委联席会议上,决定建立皖北中心县委，管辖寿县、凤台、阜阳、颍上、太和、霍邱、固始、新蔡、息县等9县工作，属鄂豫皖边区特委领导，并作出了发动瓦埠暴动的决定。由于客观上敌我力量悬殊、主观上缺乏斗争经验，加上少数不纯分子向敌人泄密，瓦埠暴动最后失败了。但瓦埠暴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安徽省第一次农民起义，震动江淮，声援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在安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1年4月，中央皖西分特委在金家寨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成立皖西北特委。方英以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任特委书记，领导六安、霍山、英山、霍邱、固始、赤城等县工作。为搞好皖西北根据地宣传工作，特委成立了党报委员会，由方英、薛英、戴季伦、张建之、秋风(即汪承新)5人组成，方英亲自担任编辑委员。特委在工作计划中强调：“党报的内容必须有很正确的指导性和最大限度的通俗化群众化，使它能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每支部要组织读报小组，每个党员，每个革命群众要真正了解党报内容，使真正有党报的领导作用。”特委创办了《火花》《红旗》两种机关报。另外特委还编印了《告国民党士兵书》《告红枪会群众书》《反包围会剿告群众书》等十多种宣传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及各种浅显的文学形式向广大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和提高其思想觉悟。

为了加强对白区的宣传，在敌军严密封锁的情况下,特委还利用皖西河流较多的地理优势，发动群众把许多写有各种标语、歌谣或漫画的小木牌放到河里,随水漂到白区。此外，在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群众组织和地方武装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党员由原来的200多人增加到5000多人，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

英年早逝，铸垂青史永远流芳

1932年6月，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时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张国焘拒绝正确的作战方针，全面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和各项政策，擅自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率红四方面军西进川陕，在党政军内排除异己，大权独揽，捏造“第三党”“AB团”“改组派”等罪名，迫害、杀害了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和红军将领。

方英在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张国焘的错误言行，并清楚地看到“左”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对张国焘的错误行径极其反感和愤慨。他在一份报告中说:“肃反决不是杀害的问题，而是要严密自己的组织，加强自己的工作，扩大政治影响来肃反。仅凭个人怀疑就马上逮捕是不正确的，一方面帮助了反动派，一方面使群众不安。”

方英的言行引起张国焘的嫉恨。张国焘指责方英“肃反不力”，强加给方英“改组派”的罪名，使他蒙受不白之冤。在西进川途中，方英受到张国焘一伙的打击折磨，背负着沉重的粮袋，翻山越岭，长途跋涉。由于长期艰苦斗争，操劳过度，身心交瘁，加之身体瘦弱，又患上疟疾，不幸病卒于途中，年仅26岁。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方英短暂的一生，无限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高度诠释了优秀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一心为民的崇高境界和精神追求，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1950年4月5日，方英被皖北人民行政公署追认为革命烈士。(通讯员 闫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