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淮河岸边的寿县黑龙村。黑龙村是个大村落，东西跨度10多里，20多个自然村庄东西相连，绿树掩映，错落有致，宛如一条蜿蜒长龙，当地百姓称之为“黑龙村”，延续至今。

与沿淮其它村落一样，黑龙村水灾频繁。由于处于淠东干渠末梢，西临正阳关，东濒瓦埠湖，交通闭塞，地势低洼，一遇暴雨，家乡就成了“水口袋”。淮河水灾泛滥的主要原因是支流众多，特别是淮河中游，地势平缓，河道弯曲狭窄，湖泊淤积，水流落差小。一到夏季，暴雨频繁，江淮地区特有的梅雨季节降雨可持续一、两个月。范围之大，可覆盖全流域；丰水年份与贫水年份交替，降水量平均相差四、五倍。淮河灾害史记载，近530年来，淮河流域性洪涝灾害达到131次，平均3年多就有一次。历史上黄河“夺淮入海”，黄河泥沙在下游沉淀，加剧了淮河下泄不畅的地理特征，使内涝成为淮河水灾的重要形态。1916年以来，淮河流域发生过四次特大洪水，前三次都造成了巨大破坏，尤其是1931年的江淮大水，沿淮大部分村庄被洪水围困，给百姓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水灾，长期困扰着淮河两岸的百姓；千百年来，淮河两岸饱受水患之苦。如今，我已是耄耋老人，所经历的屡次水灾记忆犹新。幼时一次洪灾淹没村庄，我的哥哥不幸溺亡，母亲悲痛欲绝。那年夏天，经过10多天的徒步，我们一家逃荒至滁州，灾民们饥寒交迫，双腿浮肿，再也走不动了。白天，要翻山割荒草，几天才能割一担草、换一斤粮。渴了，就喝稻田里的积水；晚上，就席地而睡在荒山坡上。蚊虫、毒蛇肆虐，多数人都患了疟疾。三个月后，得知家乡的洪水退了，灾民们抱病返乡。途中，母亲病重，欲把三岁的小弟留在路边，希望能遇到好心人领养。后经同乡灾民劝说帮助，最终把我三弟找回。

1950年淮河再次发生特大洪灾，人民政府赈灾措施落实得非常到位，再也没有像过去那样造成蔓延开来的饥荒。灾民一致感慨：“无衣发衣、无粮发粮、缺种贷种，还领导灾民生产自救，人民政府对俺们真的是比爹娘还亲！”大灾过后，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同志给毛泽东主席发去一封电报，说：“今年淮河流域的洪灾较去年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受灾的人约占皖北人口一半。洪水继续东流，灾情仍在进一步扩大，考虑到秋汛尚长，今后水灾仍是较大威胁……”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不禁落泪，他给周恩来写了批语：“请令水利部限日做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后，毛主席又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令。自1951年到1954年，四个冬春时间，沿淮农民纷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治淮工程中。当时动员农工上堤修水利，实际上是“以工代赈”，政府发给每个工地粮食，农工从家中带来菜叶、山芋混着吃，修堤工具都是自带。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也吸引了无数人来到工地。对于百姓们来说，修建水利，也是在帮助自己发展生产。依稀记得，安徽省治淮委员会的同志来到我们村宣传发动组织农工时，大家纷纷表示：“修河堤、打坝子是保家园，俺们没有怨言！”

当时，我刚刚成年。与乡亲们一道，我也成为治淮大军中的一员。工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战犹酣，气壮山河，势不可挡，加油的号子一浪高过一浪。不少人手上、脚上起了豆粒大的水泡，仍然坚持不下火线，吃住在淮河大堤上。当年没有拖拉机、轧路机等机械，农工们就用板车拉土、肩膀扛木、粪箕挑土，每铺一层后就用石夯和木夯砸实。就是用这种原始工具，硬是把淮河从正阳关到寿县西城墙脚下，平地筑起了百里淮河大堤，犹如一条巨龙坚固地守护在淮河岸边。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新中国成立以来，治淮成果举世瞩目，我的家乡与沿淮其他地区一样，修建了大量水利设施，根治了淮河水患，奠定了发展基础。如今，淮水安澜，稻香两岸；人民安居乐业，幸福满满！(鲍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