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读后感

“我是在向全人类的苦难下跪。”这是《罪与罚》的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表白。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此书，也是借拉斯柯尔尼科夫之口来深究人性的煎熬，将这种苦难具现为文本，上升至对人性的普适性思考。

《罪与罚》的主线内容非常简单：大学肄业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因其拿破仑主义的价值观而杀死了放贷的老太婆阿廖娜和其妹，后因不堪内心的恐惧痛苦，在东正教徒索尼娅的规劝下，投案自首，被判流放西伯利亚。

主角杀人的内容在全书占比很少，不过陀翁对他拿斧头杀人的心理描写非常精彩。

但是如果简化主角杀人后的内容，《罪与罚》绝不可能在文学史具有如今地位。陀翁的写作特点就是用大篇幅的人物心理剖白与对话丰满形象、推进思考、揭示人性，这点在本书中主角杀人后的部分体现得淋漓尽致。

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个杀人犯，也是个大学生。这并不是两重身份，事实上，他之所以成为杀人犯，是和大学生的身份特点相契的。确切地说，是贫穷的辍学大学生。因为经济拮据，他主动辍学。也许因为长久的压抑与苦闷，他的头脑为内心滋养出了一种奇特的“伟人——虱子”理论。他认为平凡人即虱子，虱子之死无足轻重。这就自然地让他感到杀人并非罪恶，毕竟历史上有多少伟人是“砍头如切菜”之辈，他们杀死无数虱子，纵使手里沾满鲜血，似乎也无妨其伟大。推崇此种理论，他想当然地把自己代入为伟人，因此杀死两人，好像也不足为奇。

其实这是一个涉及法理与人性的概念，我们现在当然明白，他的思想属于一种唯心的英雄史论，一种类似于超人哲学的狂想，将这种思想付诸实践的不只拉斯柯尔尼科夫，还有二战时的纳粹德国。不过拉斯柯尔尼科夫并没有丧失人性，理论只是理论，当杀死真实的人后，罪恶感不可抑制地向他袭来。于是，他陷入了迷茫与虚无的恐慌中。从心理学的维度看，他的身份认知可能发生了紊乱错位，他已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杀人犯还是什么。

他的行为给自己带来苦难的折磨，但也为自己提供了被救赎的机会。摈弃杀过人的经历来看，拉斯柯尔尼科夫完全是一个有良知的好人。他穷困贫寒，却把钱给了素昧平生的索尼娅一家。他不顾自身安危，救出了火灾中的孩子。他的妹妹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甘愿去嫁给自己并不喜欢的人，但是他却坚决反对，不想因自己牺牲妹妹和母亲的幸福。他帮助过的索尼娅，最后成为了救赎他的“天使”。

索尼娅是个九等文官的女儿，因为家中孩子众多，开支太大，她只能卖身来支撑家庭。她是一个信仰忠诚的东正教徒，出于自己的善良和朴实，她与人为善，坚信人人平等。这样的想法当然与拉斯柯尔尼科夫形成鲜明的对比，她饱受生活的压力却仍能保持内心的纯粹，对外界并无怨言，这样的反差让拉斯柯尔尼科夫感到震撼。他们相识时间越久，他越被她的精神所折服。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穷人家的女儿，而是人类最善良、纯洁、真挚的部分。拉斯柯尔尼科夫受过警察的盘问，但他能以伪装掩饰自己的惊慌。面对自己的母亲妹妹，他也能用粗暴的态度使自己不表露出爱。但是在一个最善良的姑娘面前，在一个认为杀人是无理由的罪恶，但是愿意为了他远赴西伯利亚的女孩的注视中，他所有的矫饰、理论都是无力的，他被蜕下包裹，直面自己的内心。他在索尼娅面前第一次做起了祷告，忏悔的也许是杀人的罪恶，也许是自以为自己并非凡人的傲慢，也许是背离人性的错误。

《罪与罚》的最后，拉斯柯尔尼科夫接受了自己应得的惩罚。穿过了广袤无边的幽暗的痛苦，他走到了西伯利亚的土地上。面对西伯利亚初升的日光，拉斯柯尔尼科夫应该会感受到明亮与欣喜。

我喜欢这本书甚于托尔斯泰的《复活》，同是被救赎的故事，《复活》的宗教意味更强。《罪与罚》中虽也有对宗教的描述，但是我认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并不是被宗教拯救，他是为人性本身而感动，他犯的错是人性造成的罪恶，他受到的爱是来自人的爱，而最终，他也担荷了人类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写“我越是爱整个人类，就越是不爱具体的人”，但是在《罪与罚》中，他还是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经历告诫我们：也许不必相信人类，但是人性中总有善意与美好。(杨若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