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把中国古代的文人阶层称为士大夫阶级，实际上“士”来源于西周时期的分封制。西周初年，大肆分封诸侯王，诸侯王又在自己封国内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再分封士。这样就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四级统治阶级。所以，在西周时期，士是最低级的统治集团，它的地位只比平民和奴隶高。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剧烈的动荡和变化，宗法制度逐渐瓦解，君主等级制日益解体，天子诸侯以及旧贵族世家逐渐没落。于是作为奴隶主贵族中最低等级的“士”阶层也逐步失去了以往的特权，有的无田可食，有的失去了原有的职守，不得不专靠文化知识和技能维持生活。由于他们熟悉礼乐制度，具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士”就成为一些当权者与新兴地主阶级豢养与猎取的对象，养士之风极盛一时。“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寡。”“得士者强，失士者亡。”这已经成为当时志士仁人的共识。

战国时期，除各国国君招聘延揽士人之外，各国的强臣、公子也竞相蓄士，以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声望。战国四公子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都曾广招宾客，养士数千。《史记·春申君列传》：“赵使欲夸楚，为瑇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从中可以看出，春申君所养门客有三千多人，其中就有政治远见非凡的朱英，正是他向春申君献策将楚国都城从陈地迁到寿春，使得楚国能够再延续十八年。随着都城的迁徙，春申君也将养士之风带到了寿春。寿春地处淮河流域。淮河流域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道、儒、墨、法等学派荟萃之地，尤其是老子、庄子长期在此活动。战国时寿春更成为晚楚文化的中心。春申君黄歇在寿春养士三千，招引了儒学大师荀况。荀况培养出深刻影响战国历史走向的韩非和李斯。

秦及汉初，规范的选拔人才制度还没有建立，“士”还是官僚政治所需人才的重要来源，“养士”仍是当时客观需要，只是逐渐与君主专制确立相适应，逐渐被纳入君主专制本位，养士的规模也大大缩小。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作为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长之子的刘安，被封为淮南王，都寿春。由于寿春的思想传统与历史传承，加之刘安的显赫身份、“好读书”而特立独行的性格、“辩博善为文辞”的才华以及“行阴德”获得百姓好感的威望，一时间，天下士人纷纷投奔寿春刘安门下，“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完全比得上战国春申君养士的规模，形成了一个以刘安为主导的几千人的学术文化集团。

刘安组织他的门客研究学问，著书立说，编著了《淮南子》《离骚传》《淮南变化术》《长安都国颂》等著作，其中以《淮南子》一书最为著名。刘安编书立说，目的是以此铸造“欲为大事”的精神武器。动笔之前，刘安与上述宾客共同讨论策划：“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可见，“纪纲道德，经纬人事”是全书的根本宗旨，作者要“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站在新道家的立场上，对西汉以前的诸子百家进行批判性总结，以构筑自己新的理论体系，为新生统一的封建国家提供一整套治国纲领。

《淮南子》就是这样由刘安组织门客集体编撰、最后由他润色加工完成的。东汉学者高诱在《淮南鸿烈集解叙》中最早较为明确提出：“天下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高诱并且叹服该书：“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现代著名国学大师、《淮南子》研究专家刘文典称赞该书：“博极古今，总统仁义，牢笼天地，弹压山川，诚眇义之渊丛，嘉言之林府。”(吴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