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七十年以后，《淮南子》对当权者们还能不能常思秦朝暴政自取灭亡的历史教训，继续保持“文景之治”带来的国泰民安，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因此，《淮南子》以那个时代朴素唯物史观的哲学视角，呼吁汉王朝当权者们要“以民为本”，向古之圣贤看齐，“出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持续推行惠民政策，才能得民心，顺民意，确保汉家王朝长治久安。

《淮南子》在《修务训》的篇章中，通过一段神话故事，高度赞扬远古时代“神农尧舜禹汤”这五位圣贤忧民、安民、利民的高尚品德：

“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都，南道交趾；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苍梧；禹沐浴淫雨，栉扶风，决江疏河，凿龙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汤夙兴夜寐以致聪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穷，吊死问疾，以养孤蠕；百姓亲附，政令流行。”

“此五圣者，天下之盛主，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且夫圣人者，不耻身之贱，而愧道之不行，不忧命之短，而忧百姓之穷”。因此，“盖闻传书曰：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霉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

这大意是：远古之时，民众吃野菜、喝生水，采树上野果充饥，生吃螺蚌肉裹腹，常受有毒食物侵害而得疾病。神农帝心忧苍生，便开始教化民众如何播种五谷，观察土壤的干燥潮湿、肥沃贫瘠、地势高低，看它们都适宜种什么样的农作物。神农帝还亲自品尝百草的滋味、泉水的甜苦，然后告诉民众怎样辨别那些草可食用，那些草可治病。在尝草过程中，神农帝有时一天要遭受七十余次的毒害。

尧帝奉行孝慈仁爱的政策，待民如子。他亲临西部教化沃民，东部直到黑齿，北边安抚幽都，南方抵达交趾，仁爱传播四方；舜帝教人去建房，筑土墙、用茅草芦苇盖屋顶，使民众告别野外穴居，有了家室。他又去南方征讨扰民作乱的三苗，最后死在去苍梧的途中；禹王冒着暴雨狂风，疏导江河，凿通龙门……治水守土，使一千八百多个氏族部落居有定所；汤王起早贪黑，以智治国。减轻赋税，让百姓生活宽松富裕；颁布惠民德政，救济贫困百姓；哀悼死者、慰问病人，供养孤儿寡母。因此人民拥护，政通人和。

这五位圣贤，都是天下德高望重的君王，他们殚精竭虑，为百姓兴利除害不敢有丝毫懈怠。而且，作为圣人，他们不以自己放下身段去恤民情、解民忧为掉架子，却自怨自责推行治国大道不力；他们不担心自己因忧劳而减少寿命，却把百姓疾苦常挂心中。因此，曾听古书上这样说：神农憔悴，尧帝清瘦，舜帝脏黑，而禹王手足长茧。由此可见，圣人君王为天下百姓忧虑劳累，付出真的太多了！

《淮南子》深刻反思秦亡历史，通过对五位古代圣贤德行的歌颂，大力弘扬“以民为本”思想，唱响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旋律，给汉朝当权者们上了一场生动的思政教育课。

《淮南子》之所以这样推崇古之圣贤忧民、安民、利民的品德，是因为《淮南子》认为：“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这意思是说，食粮是百姓的根本，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是国君的根本。没有百姓就没有国家，没有国家就没有国君。国君与百姓的关系，就像城墙与基础、树木与根系的关系。根须深，树木干固叶茂，基础牢，城墙坚不可摧，百姓安定，国君才能安稳。

《淮南子》苦心孤诣，以史为鉴，告诫当权者们要“修身俭约”、“澹漠明德”，“君子之情系于民”，这种“以民为本”的政治学说，是《淮南子》深刻总结秦朝暴政亡国历史教训的理论产物，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肯定、进步的哲学意义。但它的目的却是维护汉王朝的封建统治，是力图不改变君与民之间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巩固王权法统地位，以确保汉家王朝不被推翻。这种“以民为本”的政治学说，不过是给汉王朝统治集团传授如何“得民之道”的“御民之术”。因此，它根本不会懂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正是《淮南子》的历史局限。(张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