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受命之初

至今许多人不了解，淮南矿区地下党为何属于南京地下党领导，为此特做说明:

我原是由淮北区党委蚌埠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徐宗田领导，抗战胜利后，属于苏皖边区七分区城工部部长姚克领导，在蚌埠、凤阳、临淮关一带做秘密工作。1946年初，敌军进攻泗、五、灵、凤地区，城工部机关北撤，我与组织上失去联系。当时敌人疯狂向我苏北解放区进攻，我估计在短时期内无法与城工部取得联系。同时由于我过去的工作活动面广，熟人较多，其中有些人在抗战胜利后投靠国民党三青团，有的还参加了蓝衣社，曾参与破坏了我们在凤阳的地下组织，仍在对我四处搜捕，我如不向较远的地区转移，很难长期隐蔽。淮南三镇是个较大工矿区，这里集中了大量的产业工人，是地下工作最好的活动场所。再者这里离蚌埠、凤阳等地不远，交通方便，可以继续设法找城工部恢复联系。因此，我于1946年9月份来到淮南大通，投奔老友林志廷处落脚，不料同乡旧友赵厚基(即赵敏)也在那里，并且邀我住宿他家。赵在凤阳已听说我是被国民党追捕离家的共产党员，但他毫不犹豫地掩护我，在同事中只说我是到矿区谋生的。于是我在淮矿得到了初步的立足点。不久，在九龙岗煤矿局矿务处工作的工务员徐厚锟又邀我到他家去住，此后又认识了丁公望、戴翌佐、刘子川、陶祖耀等人，并由丁公望帮助在矿局总务处庶务课谋取一个管理工的职务，担任抄写、记账等工作。至此，我获得了公开职业。

1946年10月至11月，在我与友人的通信中，得知纪浩同志已经进入南京。我便写信给他说，由于战乱，我与家人失散，母亲不知道到了何方，请他替我寻找。他回信答应了我的请求。12月份，他奉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的委派，来到了淮南矿向我传达了南京市委的决定：同意我恢复组织关系；由南京市委领导；今后即在淮矿地区开展工作；由纪浩同志担任联系人。

我立即表示接受。我站稳脚跟后，就以闲逛、参观为名，跑遍了淮南三镇，对国民党党、政、军、警机关，各个厂矿工人、职员的经济情况、思想状态，以及重要建筑设施、地理情况等，做了广泛了解，同时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从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我确定了要做的工作和应采取的方法。

首先是深入群众广交朋友，向生产部门和产业工人方面渗入。

其次，大通矿是当时的生产重心，职工多，必须先在大通发展一个党员，作为开展工作的助手。然后再在电厂、九龙岗东西矿布点，以便进一步展开工作。

再次，确定工作的对象以机电工人为主，以便掌握全矿生产、生活的命脉。

最后，中下级职员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他们中有些人虽然标榜自己“不问政治”表示“中立”，但多数有正义感，常常不自觉地表现了对我党同情或赞成的态度，是团结和争取的重要对象。不过，以我当时的社会地位，要想通过口头上对他们进行工作是比较困难的。他们的特点是易于从书本上接受新的思想和观点，只有利用报刊和书籍，才可以“润物细无声”地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决定用读书会的方式在他们中进行工作。

当纪浩同志到矿传达了南京地下市委的决定，我便一面带领他观察了全矿的概貌，一面向他汇报了我对淮矿地区情势的分析以及今后工作的设想。纪浩同志完全同意，并共同研究了可以首先培养发展新党员的对象。另外，还商定了以后联络的办法，每隔三个月我去南京一次，他到淮南一次。但不久由于工作的需要，便是由我去南京经纪浩同志约见，直接向市委工委书记陈慎言同志汇报和接受指示了。

2 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

到大通不久，认识了任志峰，他也是寻找职业到淮南来的。他热情、坦率，对国民党的腐败极为不满。当我同纪浩同志商定了工作计划，确定将任志峰作为首先发展的对象之后，便集中力量对他进行了教育，很快地便引导他主动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经陈慎言同志审查批准，成为共产党员，开始了他在大通的工作。

接着，我又以交朋友、结金兰，通过倾心交谈、介绍阅读进步书刊的办法，将电气处记工员龙涌同志吸收入党，成为淮矿地区的第三个中共党员，作为在电气部门开展工作的支点，以后又设法进入了田家庵电厂。

1947年下半年，我又发展了庶务仓库管理韩景顺同志入党，指定他在九龙岗东矿中央机厂为主的工人中进行工作。

在对大通、电厂、九龙岗的布点计划初步实现之后，这地区的工作和发展党员交由任志峰、龙涌和韩景顺同志负责进行。对任、龙、韩等三人的工作，则通过定期的碰头进行领导。此后，相继在大通、电厂等地又吸收了苏广兴、王树武、陈传鼎、赵阿义、李平垣等同志入党。

1947年8月，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经南京地下党市委批准，正式成立了淮南矿区地下支部(不设支委)，由我担任支部书记。陈慎言同志指示：以后发展新党员由党支部审查批准，只将新党员人数、姓名等报工委即可。

3 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组织工作

我们党在蒋管区秘密工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是当时不得不采取的斗争策略，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只是潜伏不动，坐等全国解放。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广泛地对工人、职员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时事政治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从而提高周围群众的觉悟，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紧密配合解放战争的发展进行斗争，为打垮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一边学习 一边工作

为了开展工作，迫切需要学习，及时了解党的基本方针、政策和当时的政局、战场形势的发展等情况。但敌人不准我们订阅书刊。为此我利用自己管理工的身份，主动与煤矿局传达室工人李孔章、杨殿英等搞好关系，采用了好几个化名在上海、南京等地订购进步报刊，如《世界知识》、《文萃》、《展望》、《群众》和《读书与出版》、《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等，并从凤阳一位没有暴露的党员同志那里要来一些理论书籍，如《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等等。这些书报刊物，为我和支部内同志提供了精神食粮，提供了宣传群众、揭露敌人的材料和武器，特别是《展望》上刊登的《每周战局展望》，使我们不失时机地了解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对开展工作很有作用。

组织读书会 传播进步思想

我认识的丁公望、戴翌佐、刘子川、陶祖耀、柏方樾等人，都爱读文艺书籍，比较关心政治。徐厚锟是鲁迅作品的爱好者，丁公望是学美术的，对革命文豪高尔基十分崇敬。我便首先向他们二人倡议组织“读书会”，并将读书会取名“左联”。徐、丁两人又串联了十多名职员参加，改名为“友联读书会”，活动范围扩大了，有的在大通工作的如王基华、林志廷等也参加了。

不久，我住进单身职员宿舍“新雅村”。这里住有各部门的职员和技术人员，其中还有一些大学才毕业的实习生。矿务处的工务员柏方樾也住在这里，他不但与这些大学生关系密切，而且对交流、借阅各种书刊的活动，热情积极，我便倡议他出面发起组织读书会，定名为“新雅读书会”。当时规定入会者的义务是每月缴纳书籍费一元，权利是有权推荐购买某书一种。所有一切“会务”主要是收费、买书和保管，均由柏方樾负责。我只作为一名普通的会员参加，以保持与大家的联系。“新雅读书会”先后购买了许多著名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等的作品，并向大家介绍了许多名著如《铁流》、《西行漫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军》、《日日夜夜》、《被开垦的处女地》和苏联大使馆发行的《苏联文艺》月刊等。我还通过柏方樾之手，向读书会提供了自己订阅的各种刊物以及《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等书。后来柏方樾曾将刊物拿给矿务处长李用平看，李用平很爱看，主动向柏索阅，至此，我又建议柏方樾代替李用平在香港定来《新华日报》和《华商报》(由我党领导、爱国华侨陈嘉庚主办，是主要刊登新华社消息的报纸)。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我党中央驻南京代表团撤走后，这两种报纸已经是“非法”的了，但由于李用平是矿务处长，属高级职员，没有人说他是共产党。

由于大量革命、进步书刊的影响，在大部分职员、工程技术人员中广泛传播了党的主张和进步思想，使这些人认识了解放战争是正义的，认清了蒋介石反动统治的腐朽黑暗和必然灭亡的命运，一些爱以超党派态度“公正”自居的知识分子，逐步转变为骂国民党、同情共产党了。

大通、田家庵电厂也组织了类似的读书活动，但均不及九龙岗。

紧密配合解放战争进行宣传

为了争取、团结群众，物色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新党员，广泛深入地进行了政治宣传工作，我们除通过读书活动宣传党的主张外，还在周围群众中采取串门谈心、聊天等各种形式，进行宣传活动。这方面的内容都是根据全国局势的发展，有针对性地进行的。当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胜利局面后，我们就着重宣传我党、我军和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各项政策，如土改政策、保护与发展工商业政策等等。我们在进行这方面工作时，特别注意利用进步报刊书籍上发表的报道、文章，做到有根有据。另外，我们还经常在一定的范围，收听延安电台广播。

4 在黄色工会内的斗争

抗战胜利初期，全国人民要民主要和平的气氛十分高涨，影响所及，淮南煤矿的工人阶级在1946年春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提出了经济要求，也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要求——成立工会，很快被官僚资产阶级用武力和收买工贼的手段镇压下去了。工人群众的斗争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为了消弭和控制工人群众的活动，便着手筹办黄色工会。

最初是由煤矿局秘书室主任张友贤负责，张是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培训出来的。他在筹办过程中没有公开宣传，所以一般人均不了解煤矿局在搞黄色工会。张利用送礼、送钱等办法，收买、笼络了一批爪牙。到了1947年三四月份，国民党从南京派来了伪国大代表——CC特务郭育凯，公开宣布筹办黄色工会。为了表明自己的根底，郭一到淮南就在高级职员中宣传他是“陈立夫派来的”。

所谓筹备，主要是将全矿职员、工人、外包工等，按各矿、处、厂、包工柜等划分为分会，在分会下又按各个部门划为支部，在支部内选举代表一人。按各部门编造的职工名册就是会员名册。

代表选出后，于1947年五六月间，在大通开办了一个每期15天的“干部训练班”，将所有代表分两期全部轮训。训练班内设正副班主任4人，由郭育凯、张友贤、徐树华(当时的安徽省政府派来的官方代表，职称“视导”)、李楚等担任。李楚的公开职务是惠工处专员，实际身份是中统驻淮南特派员。集训代表按军事编制，全班划分3个中队，中队长由特务爪牙李威伯、孙文俊、周公晖(均为各矿工务员)分别担任。内容主要是采取不同的方式向代表们灌输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以及戡乱建国等反动思想。

训练班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由4个班主任，利用找学员个别谈话的方式，在代表中物色、培养他们的积极分子，为黄色工会的成立准备骨干。同时，还强迫受训代表全部参加了国民党。在这基础上，郭育凯和李楚都吸收了一批人参加特务组织。

黄色工会是国民党特务控制下的官办工会，是为敌人加强统治服务的。工人群众是不会信任和忍受这些特务、工贼们的欺骗的，在被集训的代表中，大多数是被蒙蔽的。而共产党人正好利用这个合法外衣掩护自己，揭露敌人的阴谋伎俩，让人们看清黄色工会的真面目。为此，在勤杂工支部推选我担任代表时，欣然接受。

由于国民党方面的力量较大，在短时间内是没有条件在黄色工会内与敌人作公开较量的，只是利用它的合法外衣便利活动，因此，对其他的同志一概没有要求他们参与黄色工会活动。在训练班内，国民党特务的派系斗争已经微露端倪。鉴于“劳资合作”之类的口号已蒙骗不了工人群众，中统特务头子李楚便公开散布要“反对官僚资本”的口号，借以骗取人们的信任，扩大羽翼，成了与郭育凯势均力敌的对手。

1947年7月两期训练班结束之后，便在淮南村东门里铁路局礼堂召开了代表大会，选举黄色工会的领导机构理事会和监事会。为了瓜分权力，早在半个月之前，各派骨干分子便拿到了内定的理监事人员名单，做会前的酝酿活动。到此，郭、李两派的争夺便明朗化了，而名单的分配对李楚派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他们对代表大会表示极为不满。鉴于这些情况，我便考虑在大会上应该采取的斗争形式，我利用自己的代表身份，以及与林志廷、张延钧、吴有朋等人的关系，经常参与他们的讨论，尽力揭露、激化敌人内部矛盾，推动以大通代表为主的李楚派抵制大会的选举，在全体大会讨论工会章程时，对黄色工会的不民主和其御用性质，做了有力地揭穿和抵制。

在黄色工会章程“草案”中规定:“凡本矿从业员工，均得加入本工会为会员。”这就是说，职工群众是否参加工会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这首先是违反了“公民有参加集会结社的自由”这一条国民党宪法的。另一条规定:“资方代理人有人事任免权的管理人员均不得参加工会。”据此，张友贤是无权参加工会的。但张友贤和大通五号井主管工程师范承旭不但参加工会，竟被提名为监事长和副理事长。我便紧紧抓住了这两条，联合林志廷等人，在大会上发起了进攻，揭露黄色工会章程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得到与会代表的响应，使得几个特务头子窘于应付，最后不得不由徐树华出面，以官方代表身份强行“仲裁’，硬把张、范二人塞进理、监事会。这样，国民党特务分子就以他们的具体丑行，在广大群众面前暴露了黄色工会的本质，擦亮了大多数与会代表的眼睛。

接着，在竞相争夺大通矿分会理事会的选举中，郭、李二派进行了殊死地搏斗。为了掌握敌情，激化矛盾，我继续参与林志廷等大通代表的活动，终于由于李楚派在大通的力量十分雄厚，他们在选举中夺得了大通矿分会的理事会(包括国民党大通区分部)的控制权。然而，郭育凯的势力比李楚大得多。不久，他就通过南京，将李楚调离了淮矿，另派谢琪接替他的职务。接着又通过矿局行政，将李楚在大通的骨干分子林志廷调去南京营运工作，结束了这场狗咬狗争夺战。

5 保护厂矿 迎接解放

党的地下支部遵循地下工作方针，在近两年的工作中，逐步发展了自己，团结了群众，积蓄了一定的力量，为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护矿斗争，迎接解放，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鉴于解放战争胜利发展，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即对迎接解放、保护矿山问题做了一系列的部署：一方面大力加强对工程技术人员的争取工作，必要时可以公开或半公开身份，对他们进行争取挽留；一方面要组织群众进行护矿斗争，着重指出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护矿保家”。我们切实执行了这些指示。

初步形成护矿组织

在“组织起来，护矿保家”这一口号动员下，家住淮南村的一部分职员和工人，酝酿成立“互助会”，以期在战乱时可以互相照应。当晚，徐厚锟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虽然离武装护矿的要求尚远，但作为群众组织起来，开始行动的第一步，是难得的起点，必须抓住，而且这一比较灰色的名称，有利于公开要求矿局承认，避免敌人怀疑。很快地在淮南村成立了“互助会”，并向矿局要求发给经费、物资和枪支等。起初胡卫中、胡师童二人答应给予报销夜餐费，不给枪支。我们一面继续争取，一面与各矿、厂联系，在大通、电厂、东矿、西矿等处相继都成立了互助会。支部内的党员大多数掌握了各互助会的领导权。

各个互助会的成员大多是职员和里工，而散居在各工房的外包工，尚有待组织起来。我以互助会成员的身份去工房活动，发现大通居仁村建立起轮流值班巡逻制度，觉得是个较好的形式，便进一步在各工房推广成立。至此全矿各部分、各工房的群众护矿组织已基本上形成。

武装起来保护矿山

当矿区附近的形势日渐紧张，眼看津浦铁路有中断的可能。为了再争取上级党的指示，我紧急赶往南京。工委书记陈慎言同志指示：矿区解放在即，必须抓紧武装工人护矿队伍，尽量搞到武器。同时交代了地下支部的组织关系转接办法，促我迅速返矿。

我返回后立即向党内三个小组传达了上级党的指示，又立即和徐厚锟、戴诩佐等人，以互助会负责人身份找“二胡”交涉(胡卫中与胡师童，为矿路两局负责人)，要他们相信本矿职工，“二胡”终于给了我们步枪十来支。此后，三友村、崇文村、西矿、大通矿居仁村、尚义村、南宿舍、电厂，相继成立了8个工人护矿队(共1300余人，另有矿警约50人)，在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张延坤、张惠民、谢玉明、杜长振、谢心良等人带领下，总共掌握步枪约150支，机枪1挺，手榴弹2箱，还有少数私人短枪。至于长矛、铁锹、洋镐等武器，几乎每户都有。

1月16日左右，我们得到刘汝明部弄来炸药准备炸毁矿井的可靠消息，便立即在党内外将这消息有意地传播开去，并准备斗争。首先，九龙岗东矿工人占据了井口，封住了矿场大门，表示了与矿井共存亡的决心。接着大通、电厂各地纷纷行动起来，不准反动军队越雷池一步。全矿区职工表现出团结战斗保护矿厂，迎接解放的姿态。

1月17日傍晚，刘汝明部仓皇逃遁。护矿队之间互相联系，加强巡逻，密切注意情况的变化。这时我和互助会的几个负责人早已占领了电话总机室(接线生大都是职工家属，完全和我们合作)。待至午夜时分，电话里传来了田家庵市区出现自称是解放军要进入电厂的消息。对方在电话里与“二胡”交谈，“二胡”说，他们也是奉共产党命令等待解放的，并负有护矿护厂的任务，眼下分辨不清，等天亮再说。而对方要求立即进厂。当时听说“二胡”曾派20多名矿警乘机车去田家庵侦察，在大通附近与对方交火，被打退回来。我想可能真的是我军到来了，但明知误会、无法解决。不久，对方说要强攻了，并向电厂开了两炮。我了解我军作战时志在必得的决心，是不会允许这种相持不下的局面再拖延下去的。如果发生了更大的误会，将使电厂受损。迫于无奈，我决定公开身份直接同部队联系。考虑到既要公开身份，自然得给“二胡”打个招呼，于是我便去招待所，对“二胡”申明我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问了他们联系的情况和打算，便与部队通了电话。

我们地下党支部的组织关系是交由周群同志(南京市委驻皖西办事处主任)转至二野担任主攻淮矿的部队的，指示我们静等部队进矿后再行联系。但解放淮矿的却是三野的津浦支队，他们对淮南地下党毫无了解。最后，通知龙涌同志公开身份去镇上与部队联系。不久电话中传来龙涌同志已与部队政委会见的消息。他介绍的矿区情况资料，部队首长很满意，表示要我们继续守矿，部队等天明后再进驻，我们的心才落实下来。

18日晨，我去田家庵镇向霍大儒政委汇报了情况，陪同部队领导进驻矿区，在九龙岗足球场开了群众大会，下午又继续至大通、电厂等处召开群众大会，宣告全矿区解放。淮南三镇、三矿二厂(包括面粉厂)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6 协助接管

淮矿解放后，先后有三部分同志来矿接管。首先是以政委霍大儒同志为首的三野津浦支队。我们立即动员全体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协助部队接管全矿各部门，查封电台、收缴枪支武器等工作。不久，又进入以赵凯同志为首的一些同志，成立了中共淮南特区党委。我们向他们全面地汇报了地下党的情况，并将地下支部交由特委(秘书胡光经办)接管领导。第三批是以刘平若为军代表的接管队伍，他们主要是接管全矿的行政和生产，我们仍然根据他们的要求提供情况，协助工作，最后由柴化周、吴伯文等人来矿成立了淮南矿务局。

在此期间，地下党九龙岗、电厂两小组的同志，先后都发现了潜藏的反革命特务组织。地下党员朱永华(已离休)、陈传鼎二同志，根据党委指示，不顾个人安危，立即打入进去。最后取得了对潜藏的反革命武装一鼓全歼的胜利。(特约撰稿 方刚)(此文原载《淮南文史资料选辑》1984年总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