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8日，淮南宣告和平解放，煤矿、电厂、铁路等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这一天，标志着淮南这片古老土地上旧制度的消亡，标志着淮南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淮南的和平解放，充分显示了我们党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的巨大威力。

淮上风云

解放前没有淮南市，现在的淮南市区大多数归凤台县管辖。当时的淮南矿区仅有九龙岗、大通和田家庵三镇，隶属怀远县特别区管辖。淮南矿区地理位置接近江(苏)浙(江)，煤炭供应津浦、京沪铁路及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在政治、经济、军事、交通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淮南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一部分凤台籍青年学生在上海等地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上海大学中共党组织就派共产党员黄天伯、胡萍舟、吴云、吴震、桂超等人回凤台县创办淮上补习社，宣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活动，为淮南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27年7月，我党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当时在武汉的中共安徽省临委决定成立中共寿(县)凤(台)临时县委，派寿凤籍党员近20人回家乡开展革命斗争，指定曹广化为书记。这是中共在安徽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县委。同年12月，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寿凤籍共产党员孙一中、廖运周、廖运泽、吴勤吾、程阔庭等，受中共中央军委派遣到寿县柏文蔚部办学兵团，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组织革命武装力量。

1928年2月，白塘庙成立了凤台第一个基层党组织——中共凤台特别支部。接着王圩孜、廖家湾、高皇、安成埠、黑泥洼等先后建立了党组织。1929年8月30日，凤台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中共凤台县委员会，刘启元任县委书记。

凤台党组织建立后，遵照党中央确定的“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积极领导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暴动，组织了有名的白塘庙起义和黄家坝暴动，震撼了国民党反动统治。1930年春，在淮南矿区先后建立了“淮矿特支”、矿警队中的“士兵支部”等党的组织，领导矿区工人和周围农民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斗争。5月1日，我党在田家庵组织了2000多人，参加庆祝国际劳动节的集会和游行示威。5月3日，我党又在大通组织了1000多人参加的集会和游行。共产党员和各界人士在会上讲话，明确提出了“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地主豪绅，打倒资本家，打倒国民党”等口号。此后，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遍及凤台城乡，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到1932年6月，全县共建立5个区委、4个特支，发展党员260人。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1938年6月4日，日军占领淮南煤矿。面对日本的侵略，淮南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1939年6月到9月，彭雪枫率领游击支队主力第二团和第三团东征淮上，到怀远、凤台地区打击日伪势力。1940年7月，彭雪枫部第二次挺进淮上，开辟了淮上大片地区。同月，豫皖苏区党委和淮上地委决定改组凤台县委，由陈元良任书记。同时建立凤台办事处，张太冲任办事处主任，1941年2月改为凤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张太冲任县长。这是凤台县党领导的第一个人民政权。凤台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开辟并建立了以潘集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地面积约630平方公里，20万人口，建立了县保安大队、区乡保安中队，不脱产的农民自卫人员达1万余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地开展对日军、伪军和国民党反动顽军的武装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淮南矿区处在我党领导的淮南、淮北两大抗日根据地中间地带，我党曾多次派人到煤矿进行革命活动，组织矿工反抗日伪的统治。但因日伪统治甚严，环境恶劣，未能在矿区建立起党的组织。我党在淮南矿区开展的革命活动，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扩大了影响，为后来中共淮南矿区支部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矿区星火

1946年12月，在淮南煤矿局总务处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方刚和南京的地下党员纪浩取得了联系。地下党南京市委考虑到淮南矿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当即派纪浩来淮南矿区向方刚传达南京市委的指示，明确指出淮南矿区党的斗争直接接受南京市委的领导，要求方刚以合法身份为掩护，利用一切机会了解情况，用多种形式广交朋友，以煤矿机电工人为重点，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经过启发教育和斗争的考验，方刚于1947年3月首先发展大通矿工人任志峰加入了党组织，后于七八月份发展九龙岗电气处龙涌和煤矿局韩景顺入党。1947年8月，南京市委工委正式批准成立中共淮南矿区党支部，由方刚担任党支部书记，直属中共南京市委工委领导。

矿区党支部成立后，在工人群众和职员中进一步组织读书会、篮球队、技术补习班等，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团结和教育群众，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壮大进步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党支部又陆续吸收了一批革命青年入党。后来根据需要，党支部在大通、九龙岗、电厂设立了三个党小组。大通党小组长任志峰，党员有王树武、苏广兴、董世铫、杨政;九龙岗党小组长韩景顺，党员有朱荣华、李屏垣、张亮光、郭秀春;电厂党小组长龙涌，党员有陈传鼎、赵阿义。党支部共有党员14名。

1948年10月中旬，为了保护煤矿，迎接解放，矿区党支部首先在煤矿局机关成立了护矿组织——互助会。随后，九龙岗东矿、西矿，大通矿和电厂也成立了互助会。互助会得到矿路两局领导的支持，从警察总所领取少量枪支，并进行了短期训练。12月底，方刚去南京工委请示关于保护矿山迎接解放的问题。工委书记陈慎言明确指出，互助会力量太小，目的性也不明确，应立即扩大和发展工人护矿队;要向群众明确提出“反拆迁、反破坏、反抓丁”、“武装起来，保护大饭锅”、“矿井就是我们的生命”等有针对性的口号。方刚回到矿区，立即带领党支部全体党员按照上级的指示，进行紧张地发动与组织。

至1949年1月上旬，九龙岗东矿、西矿，大通矿，电厂以及九龙岗三友村、崇文村、大通居仁村、尚义村等，先后成立了以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为骨干的工人护矿队。其中大通矿的护矿组织规模最大，组成了包括50余名矿警在内近千人的护矿队伍，矿长张光正任大队长，地下党员任志峰任副大队长。

整个矿区护矿组织拥有步枪 150余支，机枪1挺和少量手榴弹，还自制了土枪、长矛、梭镖、棍棒等。护矿队日夜守卫煤矿、电厂和工人居住区，阻止矿区物资和机械拆迁外运，阻止国民党抓丁，防止土匪的抢掠，成为保护淮南矿区的中坚力量。

殊途同归

1947年7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淮南矿区周围地区的我党组织，十分关注淮南煤矿的命运，先后派人到矿区对上层人士做统战工作。1948年11月，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国民党的统治面临崩溃的边缘。淮南矿区“反拆迁、反疏散”的工人斗争逐渐掀起高潮。矿路主要负责人和部分上层管理人员相继离职南逃，矿区上下人心浮动，秩序混乱。但是，大多数矿路上中层人士、工程技术管理人员和地方士绅，看到国民党腐败至极，大势已去，加之，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决定留下不走。如铁路局副局长兼矿路警察总所所长胡卫中，煤矿局副局长胡师童，大通矿矿长张光正，地方实力派绅士倪荣仙、程华亭，商会会长张莹清等。

1947年9月，中共淮南路西工委书记张剑鸣奉津浦路西中心县委的指示,通过张孝凯、张孝宗与倪荣仙建立联系。1948年春，张剑鸣化名长山来到九龙岗煤矿局招待所，与倪荣仙、胡卫中见面会谈。张剑鸣向倪、胡分析了形势，指出“国民党败局已定，共产党解放全国在即”；阐明我党既往不咎、爱国一家的政策;要求他们必须保全淮南煤矿和电厂。只要做到这一条，我们保证他们二位生命财产安全，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倪、胡出于爱国，愿意与我党合作，共同保护矿山。后来，淮南路西工委经请示上级领导周衣冰、郑锐、韩融同意，以凤阳县人民政府的名义，给倪、胡二人送去了保证书。此后，他们按照要求，在传递情报和护矿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前夕，在护矿处于最紧张的阶段，津浦路西地方武装部队还在矿区周围的上窑、九龙岗附近，开展了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有力地配合了矿区的护矿斗争和淮南矿区的解放。

1948年7月，我豫皖苏军区六分区情报总站站长王钊根据刘宠光的指示，通过我凤台县长丁文山的表弟朱XX找倪荣仙做工作，劝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倪荣仙明确答应与六分区建立联系，愿意随时提供情报，并在他家设立了情报点。9月，王钊与朱XX到倪荣仙家。王代表上级党组织对倪能够看清形势，站到人民这方面同我们合作表示赞许，希望他继续为革命做好事。王还进一步宣传了我党我军的城市政策，对敌伪人员的政策等，并希望他出面帮助做矿路两局上中层进步人士的沟通工作。倪表示同意。1949年1月上旬，在倪荣仙的安排下，王钊以第三野战军参谋的身份再次来到大通，先后与大通矿长张光正、煤矿局副局长胡师童面商保护煤矿迎接解放的问题。他俩再三表示欢迎解放军早日来解放淮南，愿意尽一切力量保护好矿山。

1948年秋，寿县党组织负责人朱怀明、蒋树民派张锦章到田家庵动员其任商会会长的伯父张莹清与我党合作。张莹清表示:“只要共产党需要我，自当尽力而为!”张首先找其外甥倪荣仙，要他保护煤矿。倪自己也感到只有这条路可走了，答应按地下党的要求去做。然后，张莹清找到地方绅士程华亭谈论形势，程主动讲到共产党已给他来信，表示愿意努力保护煤矿、电厂。二人又到胡卫中家，胡说，上海总公司指示我不要离开淮南煤矿，我也不想走。接着，三人共同磋商了护矿措施。11月，朱怀明又派常传伦去找程华亭，请他帮忙出面组织护矿。数天后，程华亭回到寿县他的一座私宅里，朱怀明亲自去他家和程一起研究了具体护矿措施。

解放前夕，淮南矿区周边党组织，通过不同渠道，在淮南矿区上中层知名人士中大力宣传党的政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胡卫中、胡师童、张光正、倪荣仙、程华亭、张莹清等一批矿路负责人和地方士绅，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深明大义，做出正确的抉择，站到人民一边。在当时极端复杂的斗争中，他们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稳定淮南局势，保护煤矿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煤城曙光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摇摇欲坠，长江以北国民党部队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在逃跑前拼命抓丁、抢劫和破坏。1月16日上午，蚌埠淮河大铁桥被国民党军队炸毁。同时，国民党当局也下达了炸毁淮南煤矿和电厂的命令，装满炸药的列车到达大通火车站。在这紧要关头，护矿队立即行动起来，堵塞煤矿和电厂的门道，阻止敌人进入矿(厂)。与此同时，胡卫中、胡师童、张光正等人以矿路两局领导的身份，出面与执行爆炸任务的国民党军官及驻军团长展开了另一场斗争。通过宴请和贿赂，奉送了700吨煤炭、金圆券等。最终，爆破队迫于当时形势的压力，没敢动手，撤离了淮南。国民党炸毁淮南煤矿、电厂的阴谋终于未能得逞。

1月17日，驻在怀远县常家坟一带进行休整的豫皖苏军区六分区十二团部队，听到蚌埠铁桥爆炸的消息后，团领导担心淮南煤矿也遭破坏，在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果断决定向淮南矿区采取军事行动。当日下午四五点钟，先头部队进抵淮河北岸，向洛河发射两炮。国民党军队仓皇溃逃。在当地群众协助下，全团渡过淮河到达洛河街。团部研究决定，以主力围攻田家庵，另以两个连攻打大通，警戒九龙岗可能来援之敌。然后，部队兵分两路向田家庵和大通进军。一路部队经过零星战斗，迅速占领田家庵火车站和铁路总机，并包围了电厂。解放军担心电厂被破坏，只是围而不攻，仅对天鸣枪和喊话。另一路部队向南攻打大通矿，因部队行动仓促，事先未与地下党及护矿组织联系，又时值深夜，情况不明，在大通矿外与护矿队误会交火。解放军因怕毁坏煤矿也主动撤向田家庵。这时矿区地下党支部书记方刚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通过电话指示电厂的地下党员龙涌出面查明情况。龙涌和陈传鼎与部队取得了联系，解除了一场误会。

1月18日上午，十二团团长蒋翰卿、政委霍大儒在田家庵与方刚、胡卫中、胡师童、张光正、倪荣仙、张莹清等人见面。同时，宣布成立以霍大儒为主任，以胡卫中、胡师童、王钊、蒋翰卿为委员的临时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以蒋翰卿为司令员的临时警备司令部，随后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淮南矿区和平解放。

从此，淮南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永远结束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屈辱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社会主人翁的姿态，迈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征程。

成因初探

淮南获得和平解放，煤矿电厂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的手中，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意义。探讨取得这一重大胜利的原因，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的英明领导，这是淮南和平解放的根本保证。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1.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是淮南和平解放的先决条件。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科学分析了战争形势，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当机立断，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国民党统治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使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驻守淮南一线的国民党刘汝明部队胆战心惊，随时准备南逃，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同时，淮海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淮南矿区广大人民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坚定了他们护矿护厂迎解放的信心和决心。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豫皖苏六分区十二团果断行动，神速进军，淮南实现了和平解放。

2.地下党领导的工人群众斗争是淮南和平解放的坚实基础。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淮南矿区地下党支部遵照上级党的指示，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团结群众、组织群众，鲜明地提出了“反拆迁、反破坏、反抓丁”和“保护大饭锅”的口号，广大工人、职员、矿警在罢岗、罢工、砸“洋街”、反疏散、护矿护厂等斗争中，显示了巨大威力，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震慑了敌人，教育和启发了上层管理人员，对淮南煤矿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3.党的统战工作是淮南和平解放的重要法宝。

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淮南和平解放，煤矿完好无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一英明论断。1948年以来，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大势已去，留退路、找出路，成为淮南矿区上层有识之士所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淮南地下党支部和周边地区党组织，抓住时机，从多种渠道，向上层人士大力宣传我党的政策，积极做好争取教育工作。一批有爱国之心、敬业之心的矿路上层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地方知名士绅，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矿路警察也举行了起义，走上了光明的道路。他们为淮南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特约撰稿 秦中明 张兰荣)

(此文原载2001年《淮南解放史料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