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大多数淮南人来说，高皇是那座位于淮河北岸，散发着乡土气韵的集镇，现在隶属于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早年因高皇古寺香火旺盛，名噪周边，人们便于此处依庙落户开市，一时间商贾云集，成为方圆左右群众争相定居的首选之地。近现代以来，这里出了众多的革命历史人物，其中，有一个被载入史册的中共早期地方党史人物——高皇寺后集村的程锡简。

2020年12月中旬的一天，天气晴朗，气温已是零下5度，我们在程锡简烈士后人陪伴下找到程锡简的长子程继鼐。我们见到老人时，他正坐在儿孙们重新翻盖的四合院中悠闲地晒着太阳。寒暄几句后，我们的话题又聚焦在程锡简身上。程继鼐说，自己出生在1925年，父亲程锡简远走时，弟弟继友尚未出生，年纪尚幼的他，由母亲郑氏一手拉扯大，只读过几年高小便辍学在家务农。96岁的程继鼐身板硬朗，耳聪目明。由于那时年纪尚小，父亲程锡简经常早出晚归，聚少离多，所以他对父亲的印象有些模糊。只记得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颁发给家里的一块“光荣人家”牌匾，钉在大门门头上方，但1954年洪水淹了高皇，冲毁屋子后，便再也寻不到。当我将程锡简烈士的画像出示给老人看时，他高兴地一个劲地说，“像！像！”。

现年78岁的程隆嵩，淮南市潘集区政协原副主席，曾长期从事地方文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程隆嵩曾多次采访过程锡简夫人郑氏、遗腹子程际（继）友及其夫人卢凤珍、程锡简的二嫂王氏等亲属。上世纪末，程隆嵩又多次召开过知情人参与的史料征集座谈会，实录了不少有关程锡简的史实资料。

谈到程锡简，程隆嵩用不紧不慢的语调说到：高皇寺北侧有俗称“后集”的后兴集，程锡简的祖父程赓华住在集西的桃园庄子，其四子体维，娶妻刘氏，生女适廖；续娶刘氏，生子锡芬、锡访、锡简、锡典，生女适丁。程体维病逝后，年仅21岁的长子锡芬撑起家庭重担，与已嫁到淮河南岸廖家湾廖家的同父异母姐姐，来往甚密。年仅8岁的程锡简经常随哥嫂到廖家湾姐姐家串门走亲戚，在那里同廖运泽、廖运周等人熟识。住在淮河两岸的程氏、廖氏多年相互做亲，所以程廖两氏走亲戚较多，包括后来发展壮大党员和投奔黄埔军校、新四军、八路军等革命队伍，也是最先由亲戚带动的。程锡简二嫂告诉过程隆嵩：作为其三弟的锡简，又名西俭，字竹轩，号阔庭，小其长兄13岁，生于清德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四月初十日。幼入家塾，由程锡芬精心授读。程锡简天资聪明，悟性极强，不满12岁就已谙通“四书五经”，遂与10余名同乡转读寿县公学。

为了搞清程锡简短暂的人生轨迹，我从党史和一些史志记载中，大致梳理出一条脉络：1922年，为寻求真理奔赴上海，考入上海大学；1923年，由瞿秋白、薛卓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受党指派，回乡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创设党小组，成立高皇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后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编入骑兵队，与戴安澜、方先觉、王耀武等同期；1927年，与廖运泽、廖运周等一道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受党指派，参加柏文蔚在寿县创办的学兵团，并任33军第1师袁家声（子金）师长在正阳关创设的学兵连副连长（一说为区队长）兼连党支部书记，发展掌握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短暂的一生，程锡简将他红色的足迹留在了高皇——寿县——上海——广州——海南——南昌——凤台——正阳关——霍邱——大别山等地……

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热血青年的程锡简约集同乡和部分爱国学生积极响应，学校的操场，街口的讲台，常见他振臂高呼的身影。这一年农历七月，程锡简闻知母亲抱病，盼儿速归，他眼泪湿湿地回告送信人：“请转告家母，为了民族的大业，恕儿忠孝不能两全。”七月初四，传来母亲病逝噩耗，程锡简匆匆返家料理丧事。待丧事办毕，又返校苦读。程锡简的二嫂回忆当年程锡简离家赴上海求学的细节时讲到：1921年冬，18岁的程锡简从寿县公学毕业、当他听说中国共产党已在上海成立，夜不能寐，决心去上海寻求真理。但此时二哥锡访忽染重疾，数月不愈，程锡简放心不下，便耽搁些时日。不料五月初七，锡访竟英年早逝，为慰藉二嫂，程锡简同长兄协商，将长兄锡芬刚满2周的次子程际（继）照过继王氏为嗣。待二哥入土为安，锡简告别兄嫂启程。

到上海后，程锡简按薛卓汉介绍报考了上海大学。在校园里，他与寿凤籍的同学相处甚厚，尤其是与同乡同学黄天伯、寿县的薛卓汉结为莫逆之交。上大的校园里，先进思潮涌动，爱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程锡简参加由薛卓汉发起的学生联合会，同吴霆、吴震、黄天伯等积极声援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发起的“二·七”大罢工。如果说上海大学是程锡简革命人生的启程之地，那么，1923年春末夏初时节，则是他在人生重要关口迈出的关键一步。程隆嵩告诉我，当年采访程锡简家人时了解到程锡简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熟识的过程。程锡简酷爱读书，在上海经常光顾一个小书店，那是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为方便工作而设立的掩护门面，其实就是一个常用的秘密联络点。程锡简与书店的一个员工是朋友，他就是通过这个朋友熟识了时在大学教授俄文的瞿秋白，最终由其介绍入党。《凤台革命史》中记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的1922年，（今潘集）区内在外就读的部分青年学生和在当地任教的进步人士就在沿淮的高皇、汪庙等地宣传革命，发动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1923年至1924年，（潘集）区内就读上海大学社会系的祁集黄家岗人黄天伯、高皇寺后集人程锡简(又名程西俭)和寿县籍的薛卓汉(寿县窑口集人)、胡萍舟(又名胡允恭)、胡克波、方运炽(又名方英，化名高中林)、陶淮(又名仁爱，字南表)及凤台籍的吴云、吴震、桂超等，在大学社会系主任瞿秋白、教务主任邓中夏及教师恽代英、蔡和森、张太雷等熏陶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

历史规律无数次地证明，任何新生力量的发展壮大，都是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获得民众内心的普遍认同和拥护后，才得以呈现出它的勃勃生机。此时的革命形势发展迅速，社会各阶层的革命活动风起云涌，共产党的声望也越来越高。为发展组织，开辟工作，扩大影响，中共上海大学党组织决定派出部分骨干深入农村开辟新区。

临近夏日，程锡简和黄天伯被派回原籍宣传马列主义，并伺机建立党组织。两人既是同窗好友、又是老乡，于是登上火车，结伴而行。歇息一日，程锡简便出门回访亲朋，探望昔日的同窗和高皇寺一带颇有名气的乡绅子弟。在廖家湾的姐姐家中，程锡简同廖运周、廖梦林等相谈甚欢，他们对程锡简的卓识远见和阔论健谈感佩不已。沿着高皇寺到齐王庙（今架河镇王圩村一带）的50多华里的淮河岸畔，程锡简同黄天伯广泛走动，宣传革命道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的道理首先在部分青年教师和地主老财家的长工伙计中得到认可与回应。重阳节这天，高皇寺的金秋庙会热火朝天地闹腾起来。他与长兄锡芬商妥，约集一帮同窗好友和远在寿县小甸集曹小郢开办淮上补习班的吴震、吴云、胡萍舟等到家相聚。他组建教师工会维护教工权益和在雇工中组建穷人会的主张得到一致拥护。长兄程锡芬说：“要成立教师工会，我也算上一个。”送走客人之后，程锡简留下程祥麟，又让四弟锡典找来二祖父程赓虞的重孙程际（继）奎。3人具体商讨组织“两会”的方法步骤。决定由程锡简出面联络教工，程祥麟联络进步青年，程际（继）奎负责串动贫苦雇工。程锡简反复叮嘱：“这共举大业的革命工作，千万要考虑细！”其后不久，程锡简先在高皇寺成立了教师工会和穷人会；接着，汪庙、泥集(后改在齐王庙)的“两会”也相继成立。“1924年暑假，受中共上海大学特别支部指派，黄天伯、程锡简与胡萍舟、吴云、吴震、桂超等同期返回寿凤家乡……共产党员程锡简同黄天伯回到家乡，即在高皇、汪庙、泥（河）集一带宣传革命，并组建革命妇救会和小学教师工会。

此后，黄天伯到淮上补习社任教，程锡简等人于1925年春在汪庙小学召开小学教师代表大会，成立了小学教师联合会。而后吴云等同志又组建旅外同乡会。1926年，国民党凤台县长宁纪光欺压民众和私卖学产田一事，引发起社会各界声势浩大的“驱宁”运动。4月的一天，上千名教师和各界人士云集一处，召开驱宁大会。大会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并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迫于民众压力，吓得宁纪光匆忙外逃，被逼下野。”（《星火淮岸的革命活动》）程隆嵩还向我讲述了程锡简名字中“锡简”两字为何又作“西俭”的来历：回家乡后不久，程锡简与廖梦林、程东方、王介甫、吴震等取得联系，并率先以汪庙为中心成立了教师联合会。随之，以宣传革命思想为重心的初中补习班、农民夜校也如雨后春笋成立。见三弟有此作为，长兄锡芬十分高兴，他拿出200块大洋资助活动；四弟也跑前跑后，成了不可缺少的帮手。几人在汪庙开会的一天，黄天伯诙谐地说：“阔庭兄，这学西方的革命也当俭而从之，你这名字笔划太繁，莫若以西俭论之。”程祥麟也说：“永泰兄言之有理，我这个祥麟也就以汉丞代名罢了。”从此锡简便改写为“西俭”。

1925年年关将近，程锡简、黄天伯联名将返乡后的活动情况向瞿秋白作了书面汇报，并请示了罢工、罢课的“驱宁运动”计划。开春不久，他们接到上海“伺机行事”的指示。在这次驱宁活动中，程锡简的长兄程锡芬也出面网络地方乡绅和出名的头面人物，联名向国民党安庆省府提出弹劾宁纪光的“二十条罪状”，支持“驱宁运动”。清明节前后，程锡简等人在全县发起声势浩大的学校罢课、雇工罢工的“驱宁运动”。迫于压力，国民党凤台县长宁纪光仓惶出逃，匆匆下野。“程锡简回到家乡高皇寺(今属潘集区高皇镇)后，在先后发展程锡典、程伯天、程汉丞、程际（继）魁、程晋科、王世美、孙广贤、丁文山等入党的基础上，将党小组改建为党的特别小组，由程锡简任组长。时不久，高皇改建为特别支部，程锡简、程汉丞先后任“特支”书记，活动范围由高皇寺、汪家庙扩展到洛河街、许黄岗、沟北陈家一带。遂之，汪庙、洛河等地党组织建立（《星火淮岸的革命活动》）。

1925年5月，上海传来日资纱厂开枪打死10余名工人的消息；月底，又传来英国巡捕屠杀工人、学生的“五卅惨案”。不久，近30万人的上海罢工、罢课、罢市和广州、香港25万人的“省港大罢工”席卷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程锡简和黄天伯专程赶到了上海找瞿秋白汇报工作。瞿秋白却对他俩突然来沪不甚满意，稍有责备：“上海形势发展很快，固然要人，而开辟巩固新区更需要人，尔等不该舍弃刚开展起来的工作而来上海。”见两人面带尴尬，他又缓和语气道：“既已来了就先跑跑看看，也可到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做点调查。你们的关系，现已转给中共安徽临时省委，回去可直接联系。”他们看望了在沪的同学、熟人，又拐道广州，了解农民运动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作用，学习农运工作的方法。接着，程锡简考入了黄埔军校第3期骑兵队。

目前，在黄埔军校同学会官方网站中的黄埔军校同学名录及第三期同学姓名籍贯表中， “程锡简”的名字赫然在列。此期黄埔学生，共分9个队与1个骑兵队，不分科目。1926年1月17日毕业，计1233人。此期黄埔生虽不像一期、四期声名显赫，为人瞩目，但也出了不少名震南北的风云人物，抗日名将戴安澜将军便出自于此。2017年5期《黄埔》，刊载贾晓明题为《1926年1月17日，黄埔军校举行第3期学生毕业典礼》一文载：“第3期于1924年12月开学，学生多为从上海和广州等地经过考试后选拔出来的，录取总人数达1300余人，经过甄别考试，实有毕业生1225人(《蒋介石年谱初稿》记为1224人，湖南省档案馆藏《黄埔同学总名册》为1233人)，举行宣誓。毕业生除部分留校任职外，大多数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1军任职，部分从事政治工作，也有不少从事地方农民运动、工人运动，或派往北方军阀统治区，在敌军内部从事地下活动，他们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

程锡简返回故里时，已是桂花飘香的季节。连日奔波，程锡简等在农民夜校开办讲习班，成立了妇女自救会。1927年是个多事之秋，继孙中山病逝后，篡夺国民党领导中枢大权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也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腥风血雨的屠刀下，为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共产党人和3万多参加北伐的官兵义愤填膺，南昌起义已是箭在弦上。1927年7月，程锡简便随同廖运周、廖运泽等匆匆上路，赶往江西南昌。到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正紧张秘密地进行，程锡简被编入教导队，参与起义的宣传发动工作。8月1日，历经3个小时激战，起义部队占领南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颁布了政治纲领，建立了革命武装，但由于南进受挫，为保存力量，不久便开始了战略撤离。撤离时，程锡简同廖运周、廖运泽、孙一中、孙天放等寿凤籍党员，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按中共安徽临时省委要求，趁柏文蔚将军意图组建学兵团之机打入国民革命军第33军，前往上海。此时，告病闲居上海霞飞路柏公馆的原33军军长、时任北路宣慰使的柏文蔚，正对蒋介石玩弄权术给他安的虚衔极为不满，听说家乡来人造访，甚是高兴，热情招呼接待。言及组建学兵团一事，将军兴致更浓，当即给33军驻京办事处打了电话。拜别将军，一行人拿着柏文蔚亲笔书信到了南京的33军办事处。次年（1928年）正月十五日，编制有4个中队、16个区队，共504名学兵的学兵团在寿县公学操场上宣布成立。参加南昌起义的25师75团团长孙一中任学兵团长、孙天放任副团长、廖运泽任教育长、许光达和廖运周任教育副官、王积珣为总队长、薛骞为副总队长，程锡简受命为正阳关区队长（一说副连长）。学兵团内设中共特别支部，由孙一中任书记，薛卓汉任副书记，程锡简是正阳关区队的支部书记。这年六月，成立还不到半年的学兵团因33军内有人告密，蒋介石下令解散。奉共产党中央军委指示，所有中共党员均紧急撤离。后来，廖运泽、廖运周等人回忆及地方党史记载了这段历史。短短几个月内，学兵团里就发展党员36名，团员120余人，仅程锡简领导的正阳关区队就发展党员4名。学兵团的党员撤离后，廖运泽、廖运周、麦连登（军委特派员）等受省临委指派到正阳关联络程锡简，发动正阳关学兵连起义，意图将队伍拉进大别山，但由于仓促行事，起义队伍从正阳关出发，向大别山挺进。可是队伍到达三河尖附近遭敌人包围，激战一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而遭失败。为了寻找更为丰富的资料，我多次去位于寿县城内的原寿州公学、今寿县一中老校址参观凭吊，也数次去正阳关想寻找学兵连当年驻地旧址以及起义战斗的地方，但都没有找到踪迹。

五

程锡简安全撤离后，返回故里。经与中共安徽临时省委取得联系，获准在高皇寺一带成立中共沿淮第一个党的特别小组，程锡简任组长，负责沿淮一带党的工作。特别小组吸纳程汉丞、程际（继）奎、程锡典入党，革命活动向高皇寺以西推进。此后，又发展了孙子让、王世美等党员，汤渔湖湾内的大苇地成了他们经常聚会的场所。1929年4月，高皇寺特别小组经中共安徽临时省委批准改组为特别支部，随之高皇寺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成立，投身革命的青年人迅增至40多人。“1929年8月30日，程锡简前往寿县姚皋店,参加阜阳中心县委书记李乐天和寿县县委驻凤台特派员刘启元在姚皋店小学召开的中共凤台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从下午开到次日凌晨，程锡简、程东方、廖敏中、程延鼎等20余人出席会议。刘启元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共凤台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共凤台县委工作计划》。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凤台县委员会，代表以举手表决方式选举出县委委员。程锡简和程东方、廖敏中等当选为首届县委委员。会后的12月11日，阜阳中心县委机关迁至下窑(即田家庵)，以开设一家诊所作掩护。12日，为便于直接领导地方工作，撤销凤台县委。在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下，（潘集）区内高皇、汪庙、王圩孜等地的农协会(穷人会、互助会、贫民会)、教工会、妇救会(妇协会)、团支部纷纷成立。”（《凤台县革命回忆录》）在县委书记刘启元的统一领导下，程锡简意气风发，连续组建了高皇、汪庙、王圩三个支部，以及6个特别小组。至年底，洛河至王小集一带的抗租反暴斗争初见端倪。1930年春，程锡简根据斗争形势发展需要，率先在高皇寺特别支部活动范围内组建了以防范、自卫为主的革命武装。他先是打出保家安民和御匪铲奸的旗帜，协调名门大户出资买枪配发给参加革命队伍的群众，再派这些持枪的人以保家护院名义住进阔佬士绅家，既监控心怀不轨的恶绅，又能统一调用，也安置了部分衣食不能自保的群众。有了自己的武装，程锡简胆子更大起来。5月30日，他以推动新区工作为出发点，在怀、寿、凤交界的大通（大通煤矿所在地）举行声势浩大的“五卅”惨案五周年纪念，将“农运”推向“工运”。6月，中共凤台县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齐王庙召开，程锡简再次当选为县委委员。他亲手创建和领导的中共高皇寺特支改设为高皇区委，他成为淮河北岸第一个设区的区委书记。年底，高皇区委的工作有了更大发展。全区除原有的6个特别小组改建支部外，又新增了洛河、朱岗、大集、小集、新圩、胡集6个支部，农民武装编制达1个区队。其四弟锡典也在搏风斗浪中成长为骨干，当选区委委员。

六

除夕将临，程锡简接到省委调他去鄂豫皖边区开辟工作的指示。他遂将工作逐一交与新任区委书记程汉丞，匆匆回家打点行装。除夕前一天，程锡简早起，告别怀有身孕的妻子，不声不响地远去。拎着皮箱的身影，渐没于晨雾氤氲里。沃野之上，留下一串深邃而永不消逝的足印。程锡简此去，便完全与家中失去联系，多年之后，才听人说，他与薛卓汉等一同进入鄂豫皖苏区后，遭张国焘肃反而错杀，牺牲于大别山地区。程锡简未曾谋面的小儿子程继友，长大后参军入伍，新中国成立后复员转业在蚌埠市水上派出所工作，现已过世。程继友的儿子程祥修一直在家务农，因革命工作的保密性和时代久远，对祖父当年革命之事已知之甚少。采访中，程祥修告诉我，2014年10月23日—24日，上海大学几经辗转，找到了程祥修，邀请他参加上海大学的一场活动。这是在上海大学校本部举行的“上海大学精神传承弘扬座谈会”暨溯园·上海大学（1922—1927）落成仪式，邀请了一些当年在上海大学执教和求学者的后代参加活动，于右任、邵力子、叶楚伧、任弼时、沈泽民、恽代英、张太雷、蔡和森、李立三、博古、李大钊、杨尚昆、黄天伯、吴云、程锡简等23位代表人物的后代成为活动的嘉宾。

寻访中，当我提到要看一看程锡简当年居住过的老宅时，程祥修及其家人一脸遗憾，说，老屋子早已没有了，但庆幸的是旧址还在，说着，引导着我顺着他家小四合院门前新修的水泥路向东走了大约二三十米，再沿道转向北行约10多米，停顿下来，指着路边左方已然是菜地的一处空场说，当年我们一大家都住在这儿的土坯房里，1954年，淮河发洪水，房毁屋塌，老宅子现平整成了菜园地。我顺着他手指之处，踩着松软的泥土，用脚一步一步丈量过去，望着菜畦地里长势正浓的包菜、菠菜发愣，蓦然回首望向远处时，忽然发现正对老宅的空地上，一株株碗口粗的笔直挺拔的白杨树高耸入天，与周边一丛丛说不上名、枝干繁茂的土生杂树，俨然似卫兵一样守护着这片家园。此刻，我站在这片田畦中央，感到时空似乎瞬间已经凝滞，脑海里混沌一片，一种莫名的惆怅和景仰之情不禁升腾于心。(特约撰稿 程晋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