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和凤台县新四军研究会的部分成员，前往坐落于潘集区的凤台县抗日民主政府纪念园参观。当我来到潘集地区革命历史纪念馆，在抗日烽火栏目里，看到了当年侵华日军屠杀当地群众时，而想起了近半个世纪以前，太奶奶给我讲起了一个故事。

在我小时候，我家前院有一棵上了年代的老柿树，每年到了寒露季节，树上便挂满了又大又甜的果子，远远望去，火红一片，如霞似火。这棵老柿树是我堂伯父在他12岁时，在我家老宅子前院栽下的，几十年过去了，它每年结出又甜又红的果子来……令人想起那些遥远的往事。

那是1933年7月，我堂伯父初中毕业，同他的老师和另两位同学离家出走，临走对邻里说：“到外面闯荡一段时间再回来。”我太奶奶天天想，月月盼，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后来，她听说我堂伯父跑到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大部队开始长征，因为他的左腿在反围剿一次战斗中受了伤，同其他的伤病员留在深山里打游击。

八年过去了，皖南事变后，即1941年4月，我堂伯父随部分新四军突围来到了江北。当他穿着一身灰色的军装，背着长枪来到老家，我太奶奶见了他，悲喜交集，站在我堂伯父身边的一位姓赵的营长，对我太奶奶说：“大娘，你孙子小胡参加了我们共产党的队伍，专门打日本鬼子，替我们这些穷人报仇，他还是我们营的侦察班长呢。”

这一年秋天，我堂伯父吃到了家乡的柿子，也是头一次吃到了他亲手栽下的柿树上结出的柿子，每次行军打仗离开家时，我太奶奶总是在他腰包里给他装些干柿饼。

这支部队，在我们家乡住了一年多，第二年秋天，日军纠集了一万余人，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秋季”大扫荡。为了配合外线作战，打好反扫荡这一仗，我堂伯父所在的部队又要向北开去。临走时，我堂伯父看到树上还未成熟的柿子，对我太奶奶说：“奶奶，看来今年我吃不上这棵树上结出的柿子了，到时候给我晒些干柿饼，等我打完了日本鬼子回来再吃。”

从此，我堂伯父和家里断了音讯……。

1949年1月12日，凤台县解放了，人民解放军进了凤台城，我太奶奶一把拉住我太爷爷的手，飞快地跑到广场，打起腰鼓，扭着秧歌，庆祝解放。

过后，太奶奶同太爷爷一起到县里驻扎的部队上找我堂伯父，部队的一位首长翻开册子查来查去，没有找到我堂伯父的名字。最后，这位首长语重心长地对我太奶奶说：“大娘，我们这支部队没有这个人，等全国解放了，我们一定帮你老人家找到。”

1951年2月，当我太奶奶得知我堂伯父牺牲的消息后，她痛哭流泪，由于精神上受到打击，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整天呆呆地望着那棵高高的老柿树。

每到柿子成熟时，我太奶奶总是把晒干的柿饼，拿上几个放在我堂伯父的遗像前。

1980年清明节的前一天，一辆吉普车突然在我家的门口停下，只见一位年近7旬的老人，在两个军人的陪同下，来到了我太奶奶的家，我太奶奶戴着那只老花镜望来望去，总是认不出来。后来，还是这位老人开了口，对我太奶奶说：“大娘，我姓赵，当年我就和你孙子小胡在一个营当兵。”当我太奶奶向他问我堂伯父牺牲的经过时，这位老人眼泪顿时流了出来。他向我太奶奶介绍说，那是1943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他们在执行一个任务，当路过（今潘集区田集）一个村庄时，正巧遇上了鬼子一个小队的抢粮队，由于躲闪不及，便交上了火，我的两名随从队员同敌人激战时，不幸遇了难，当时我和小胡边打边撤，敌人穷追不舍，小胡为了掩护我，他一个人朝一个相反的方向跑去，吸引敌人。后来，他牺牲在坝堤下的一个芦苇丛里，等鬼子离开后，我来到他的身边，他就说了一句话：“首长，我死后，让我奶奶把柿子放在我的坟前，也算我吃到了家乡的柿子了。”就这样，我堂伯父离去了，当时他才27岁，他牺牲后，没有留下任何遗物。

1981年9月，我离开了老家出去工作。当我要离开时，那棵老柿树，上面挂满了又红又大的柿子，我提着行李，站在那儿呆呆地出神，年近九旬的太奶奶也拄着拐杖来到了我身边说：“娃儿，你到了那个地方，要像你堂伯伯那样，好好地工作。”

我提着行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乡和那棵挂满果实的老柿树。当我走到一面山坡，回头远远望去，自家的那三间破草房不见了，只有那棵老柿树还迷离地飘荡着一点点的火红色，像晚上的星星一样，频频地向我招手告别。

每逢中秋佳节，我总是拿起几个柿子，放在我堂伯父的遗像前，以怀念他在天之灵。

我的太奶奶是1987年11月8日下午去世的，终年96岁。临终前，还喊着我堂伯父乳名，去世后，手里还握着一个柿子，那双眼睛没有闭上，望着门外那棵高大而又粗壮的老柿树。

2007年冬天，我们老家东湖村由于开发，盖起了高楼大厦，那棵有着近80年树龄的老柿树也无一幸免。(胡仲昌)